本文主要考察北宋前中期士人主体精神的演变及其与文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考察的过程中为了彰显北宋前中期文学演变的动态性，本文抽象地选取了三个透视支点：宋初时期、庆历时期、熙宁时期。主要的目的是揭示北宋前中期士人、政治、文学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一章主要论述宋初三朝士人的主体精神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宋初士人大多是从五代十国过来的，其主体精神比较低迷，文学创作主要是延续晚唐五代的雕琢苦吟和幽闲自适。但是随着宋朝政治建设的逐步深入，其对雅颂文学的诉求不断增强，使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体风靡一时。由于宋初士人没有形成普遍的“以道自任”的自觉意识，所以当时的“行道”先驱柳开、王禹偶、智圆等倍感孤独。　　 第二章主要论述庆历时期士人的主体精神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庆历时期，经过晏殊、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激荡士人主体精神获得了高度的自觉，士人普遍“以道自任”，并希望以道为资“致君尧舜”，实现“三代之治”。这种道之场域的形成对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对诗文的合法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独特的出处意识、忧患意识、与天下同乐意识、处穷意识对文学创作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对不朽的价值以及文学如何不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第三章主要论述熙宁时期士人的主体精神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熙宁时期由于王安石的变法使士人群体发生了极大的分化。当时学派林立，有司马光为代表的朔学，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苏轼为代表的蜀学，“二程”为代表的洛学。他们都“各是其道”地标榜自己之“道”的正统性。他们对道的不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待文学的不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