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因海事活动造成的海洋环境损害纠纷中,具有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同溢油责任人之间常对行政机关开展油污处置应急措施而产生的清污费用发生索赔争议。清污费用是否属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认定的限制性债权,对于赔偿权利人与义务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与实现个案公平均有重要意义。在法律适用上,主要步骤是先分析个案情形再分别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以及公约议定书等法律及公约之已有规定。但一则上述法律虽然或多或少都涉及到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的承担的问题,但在具体法条表述中存在严重的不协调、不统一甚至不适配的情形,易产生法律适用障碍;二则司法实践上的争议多围绕“清污费用”展开,对后续海洋生态恢复等费用的限制性认定尚处于模糊状态,偶有相关判决也未涉及到对具体费用限制性的理论解释;三则赔偿责任限制的适用与生态环境损害责任“应赔尽赔”的制度目标在外观上具有明显的冲突,两者间是否存在协调可能性以及兼容后可能产生的利益保护不平衡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的考察研究与解决。因此本文的论证主题为:为解决立法上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责任限制性的空白,以及司法实践上责任人承担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责任是否可限制的疑惑,我国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责任应当认定为限制性责任。主要原因有:1.对船舶油污损害事故所造成的损害结果进行责任限制是众多海事责任国际公约之共识,其中多涵盖有“合理恢复措施”等体现生态环境恢复行动的表述;2.《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在规定“应赔尽赔”的同时,对相关民事法律以及资源环境法律中对生态损害赔偿责任进行减轻或免除的规定予以认可,这说明完全赔偿原则的适用在生态损害中并非是绝对的;3.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责任范围与海事赔偿责任范围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可以说,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责任限制性认定在我国的建构有法可依,且符合国际社会之共识。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对责任人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责任进行限制而可能产生的生态环境保护不利的问题,本文提出了支付能力证明制度、优先受偿制度、责任限额提升以及货运人基金二次补偿机制等方案,以达到海洋生态保护与海运发展共赢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