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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与背景：
临床常用的钙调神经蛋白抑制剂(Calcineurin inhibito,CNI)如环孢素A(Cyclosporine A，CsA)或他克莫司(Tacrolimus，FK506)等免疫抑制剂作为实体器官移植后抗排斥治疗中最重要的第一线药物，有效防止同种异体移植物的排斥反应发生和提高患者移植术后短期内人与肾的生存率，已经被广泛使用了超过25年。但无论环孢素还是他克莫司都具有肾毒性；CNI的肾毒性分急性和慢性。急性肾毒性与药物引起的肾脏入球小动脉收缩有关，是可逆的，常无持久的病理改变.随CNI剂量减低或停用，肾脏血液动力学紊乱的改善，肾功能可恢复正常。然而，CNI慢性肾毒性的机理至今仍不清楚，同时治疗药物监测并不能有效预防CNI慢性肾毒性的发生，目前尚无有效治疗CNI慢性肾毒性的手段。因此研究确定CNI慢性肾毒性的易感因素对有效防治CNI慢性肾毒性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CNI的代谢物在患者血液中的浓度远远高于CNI原型药；虽然部分CNI代谢物具有免疫抑制作用，但一些代谢物可导致小鼠肾脏中出现肾小球滤过率(GFR)降低和形成肾小管空泡化[3]，亦有研究发现人类血中CNI的代谢物的浓度与肾功能不全相关[4]，提示这些代谢物或许在CNI慢性肾毒性形成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5]，同时CNI主要通过包括细胞色素P450(Cytochrome P450)中的CYP3A4和CYP3A5在内的CYP3A亚家族进行代谢。但目前关于CYP3A4和CYP3A5的基因多态性与CNI慢性肾毒性的相关研究国内外鲜有报道，我们通过一个病例对照研究去观察CYP3A4和CYP3A5的基因多态性与CNI慢性肾毒性发生的相关性，旨在从遗传学角度解释CNI慢性肾毒性的病因，以期进一步了解CNI慢性肾毒性的发生机制，为临床有效防治CNI慢性肾毒性提供依据。
对象及方法：
1.研究对象
所有研究的对象均为2008年6月-2009年10月在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进行治疗药物监测(TDM)的门诊同种异体肾移植和部分住院肾移植患者且肾移植术后超过12个月，研究设计得到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的批准。由两位泌尿外科专家对肾移植患者进行评估，将移植后出现慢性肾毒性的患者列为肾毒性组，没有出现慢性肾毒性的患者列为对照组
2.方法
采用聚合酶链反应—限制性内切酶片段长度多态性技术(PCR-RFLP)分别检测200例肾移植后出现慢性肾毒性的中国人种患者(肾毒组)和200例肾移植至少12个月后没有出现慢性肾毒性的中国人种患者(对照组)的CYP3A4和CYP3A5的突变位点基因型。基因型及等位基因患慢性肾毒性的风险率以优势比(OR)与95％可信区间(95％ CI)表示。
结果:
肾毒组中CYP3A4基因型*1/*1+*1/*1G(慢代谢)和*1G/*1G(快代谢)分别占85.5％(171/200)和14.5％(29/200)；对照组中CYP3A4基因型*1/*1+*1/*1G和*1G/*1G分别占94.5％(189/200)和5.5％(11/200)。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YP3A4*1G/*1G是显著的引起CNI慢性肾毒性的危险因素(P＜0.05，OR=2.914，95％ CI=1.412-6.012)。
肾毒组中CYP3A5基因型*1/*1+*1/*3(显示CYP3A5活性)和*3/*3(不显示CYP3A5活性)分别占39.5％(79/200)和60.5％(121/200)；对照组中CYP3A5基因型*1/*1+*1/*3(显示CYP3A5活性)和*3/*3(不显示CYP3A5活性)分别占28.5％(57/200)和71.5％(143/200)。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CYP3A5*1/*1和CYP3A5*1/*3是显著的引起CNI慢性肾毒性的危险因素(P＜0.05，OR=1.638，95％CI=1.078-2.488)。
结论:
CYP3A4*1G/*1G和表现CYP3A5活性的CYP3A5*1/*1基因型与CYP3A5*1/*3基因型可能增加肾移植术后CNI慢性肾毒性的发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