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归纳和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综合运用文化解释学、性别诗学、美学和比较文学等研究方法，以韩国朝鲜朝时期闺阁诗人的汉诗创作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朝鲜朝女性文化及闺阁女性的文化心理，分析朝鲜闺阁诗人的审美追求，从而梳理出整个朝鲜朝时期闺阁汉诗的审美特征，客观地评价朝鲜朝闺阁诗人及其汉诗创作的文学成就及其文学史地位。韩国在朝鲜中期即17世纪中叶，以儒家传统和家族文化密切结合，发展了以“礼治”为特点的父系家长制家族文化，这种儒家家族文化用“三从之道”与“七去之恶”等儒家规范把女性隶属于男性，实行彻底的“男女有别”，这不仅明确了男女从小接受着全然不同的教育和训练，将士人家族中的女性隔离幽闭于闺门之内；婚姻中的角色冲突、生育、蓄妾、禁止再婚等问题更加强化了对女性的社会约束。朝鲜朝闺阁女性也与男性一样接受教育，可对她们的教育都是非正式的家庭教育，教育内容多半是妇仪、闺范和纺织、针线等实际性教育。虽然女性的文学创作环境如此恶劣，但是仍然出现了不少出色的女诗人，有些开明的男性文人还鼓励她们进行文学创作并为她们整理诗集使其得以刊行于世。在这种闺阁文化的长期熏陶中成长起来的闺阁女性一般嫁到另一个士族家庭作正室夫人，她们虽然有极其尊贵的身份，却是儒家闺范最严重的受害者，她们既是管理整个家庭的女主人，是家族文化的继承者，也是合法的母亲，因此必须保持女主人和母亲的“威仪”，这种身份特点和经历继而影响着她们的汉诗创作。儒家文化重道德的女性审美观深深影响了女性自身的审美追求及理想人格的塑造。但是她们在对妇德的理解和实践上，不同阶层的士族女性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徐令寿合、金浩然斋、姜静一堂等上层士族女性尽管受制于闺范，实际上接受了高水准的诗书教育，在经济上也享受着富裕的生活，因此妇德在她们的诗歌中并不止于观念性的说教，而是以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和精神世界上的融会贯通、高度升华的形态出现；相对来说，金三宜堂这位下层的乡村士族女性则对妇德表现出明显的强迫意识，并热衷于教养诗的写作，因为儒家规范的坚持即意味着儒者身份的持续，具有明显的功利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女性自己也承认，世界是由男性来塑造、统治和支配的，但是不管如何地禁止和约束，人的欲望是阻挡不了的，很多闺阁诗人的汉诗流露出强烈的欲望。这些女性欲望主要表现为身份上升欲望、社会价值的实现欲望、自由解放欲望和文学成就欲望等，而这些欲望对身处朝鲜社会的闺阁女性来说始终是被禁止的，她们只能扮演着幕后的辅助性角色，通过丈夫和儿子的成功得到代理满足，通过男性的肯定来实现自我价值。但是聪慧敏感的闺阁诗人无法满足于现实的种种不平待遇，借助“游仙”、“梦归”等想象和回忆世界，暂时解脱封建社会强加给女性的种种束缚，找到了进行自我疗养的精神家园。此外，自然也是女性在汉诗中喜欢描写的主题之一，与男性的归隐心理相同，自然不仅是女性释放压力的地方，也是女性和男性一样成为平等的审美主体的唯一场所，平静的心态既是从自然中获得的，反过来这种心境还能改变女性对整个世界的看法。朝鲜朝闺阁汉诗的审美特征部分主要从审美形象、审美表现方式和美学风格等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是社会生活中女性观的直接反映，男性主要通过女性体态的描写和妇德的歌颂塑造了一系列美女和烈女，这代表了男性的女性观和审美需求，此外男性以女性口吻写的“托喻”诗，只是通过性别越界来获得话语解放，并不是真正为女性代言。女性抒写的自我形象与男性的女性形象相比，有明显的差异，她们同样塑造了一批贤妇，但并不是说教性的宣扬妇德，而是真实地道出了实践节烈行为背后的痛苦与矛盾。从闺阁诗人的意象选择和创造上看，幽闭的生活空间形成了她们程度不同的囚人意识，因此她们喜用一些鸟类作为自己的处境或心态的代言者，最有代表性的是孤鸾、鹤等意象。此外，休闲文化的享受者和飘逸的仙女等自由的女性形象也与男性的女性形象不同。从审美表现方式上，可以发现女性的汉诗创作有很多矛盾之处，这可以看作她们情感与理性的心理矛盾之显现；在道德约束十分强大的朝鲜社会里，闺阁诗人必须使用一些写作策略才能使其诗歌得以传世，最主要的方式则是男装或代夫作的形式。闺阁诗人追求高雅的审美趣味，她们创作的汉诗具体有典雅温婉、平静淡泊、清新别致等风格。女性幽闭的生存空间堵住了她们向外发展的可靠通道，促使女性诗人的思维和视角朝向自身，转而向内，使她们的文学成为一种内省的文学，就闺阁诗人的文学创作动机和写作目的而言，较之男性更少功利性，使她们的文学更接近“真”的境界。女性参与创作活动本身即是对传统社会的反抗，此外，闺阁汉诗还对文学史提供了宝贵的女性经验、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而这些恰是以往的男性文学无法提供的。总之，我们若想公正地了解和评价包括闺阁汉诗在内的所有女性文学，首先要消除对女性诗人及女性作品的偏见和误解，这不仅可以恢复曾经被人们遗忘的女性文学记忆，还可以提供重估整个文学史框架和批评体系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