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吸收、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清代史学史的领域内尝试将清高宗御制纪事咏史诗纳入到研究的视野当中，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御制纪事咏史诗的史学价值、史学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清高宗的历史观、史学意识和成就。 清高宗御制纪事诗中以纪录经筵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诗作，简称御制“经筵诗”；以纪录《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为主要内容的诗作，简称御制“《四库全书》诗”；以纪录“十全武功”为主要内容的诗作，简称御制“十全武功诗”。 御制“经筵诗”载于《御制诗集》各集之中，记载的经筵次数弥补了《清高宗实录》载录缺失的三次，而且有很多细节上的补充，同时还是《清高宗实录》记载经筵活动情况的浓缩。通过解读御制“经筵诗”，不仅可以了解乾隆朝经筵状况，而且可以深入解析清高宗内心情感与思想内涵。 御制“《四库全书》诗”纪录了《四库全书》编纂的全过程，将诗句、诗注与《清高宗实录》、《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相比照，事实清楚，内容真实，同时体现了清高宗的史学编纂思想。御制“《四库全书》诗”明确记载了七阁中的“内四阁”确切的成书和弆置时间，给学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说法提供了可资参考的印证。清高宗作御制“《四库全书》诗”《题毛晃(禹贡指南>六韵》，在历史地理学上突破“分野”之说的束缚，以“晷度”概念取代“分野”，闪现出清高宗科学精神的光芒。 御制“十全武功诗”最有价值的是诗下的序文和注解，清楚、详细地记录了战争的始末，保持了事件的真实性。把乾隆年间十全武功战史之官书记载与清高宗的“十全武功诗”联系起来阅读，可以“以诗补史”、“以诗证史”。御制“十全武功诗”中纪录了史书记载疏漏的某些战争中的具体降敌数目，有补充史料的价值。御制“十全武功诗”中的五言诗《西师》给考证清初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族首领“噶尔丹”为变相自杀提供了间接证据。将御制“十全武功诗”中有关土尔扈特蒙古回归祖国的诗作与《满文土尔扈特档案》和《清高宗实录》对照阅读，那些官方史书中记载不甚明了之处变得清晰和明确。《清高宗实录》中没有记载关于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觐见清高宗时进献的礼品，《满文土尔扈特档案》中也只有一张进献礼品的简明清单，没有关于礼品的具体描述。清高宗却用诗句和诗注对这些礼品中卓有特色者的大小、式样、质地、颜色、装潢进行了描述，同时还写明了进献者。御制诗是记载渥巴锡觐见清高宗时所进献礼品的唯一的汉文史料。 清高宗御制咏史诗以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书籍为主，直接地表现了诗人的历史观点和史学观念。清高宗用诗作评点《史记》的内容、思想、叙事方法，肯定了《史记》中当代史部分的“实录”价值，质疑史书记载中的想象与虚构，评价司马迁选材上“好奇”的特点。通过清高宗评价《史记》诗，可以看到清高宗是一个具有精思善疑的治史风格、考订求实的治史态度以及对于史书选材尤为重视的史学见识颇高的皇帝史家。清高宗的咏史《全韵诗》，以106首诗占用全部诗韵，获取宏博周全的形式效果，其内容起自唐尧，直通本朝，评述历代君主事迹，反映了清高宗的政治历史观，体现了他意欲通过评论帝王政治和历史演变，为清朝后代统治者提供保守基业的经验与教训。《全韵诗》实际是一部韵文的史籍，在清高宗进行的文化总结、思想建设中居于重要地位。 清高宗御制纪事咏史诗中体现的历史观念和史学思想并非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是贯彻到官方的政治机制和文化活动中，成为官方的历史观与史学指导思想，影响着乾隆朝的政治实践活动。 本文通过系统考察上述御制诗的内容与思想，展现出这样一个理念：即研究清史、清代史学，皆应当将清高宗的四万多首御制诗作为重要的史料，予以认真地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