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融资难的问题不断加深,公司资本结构决策的动态化已渐渐成为了整个资本结构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向。在动态资本结构理论中,每一个公司都存在最优或者拟最优的目标资本结构,当一个公司的资本结构高于或低于该值时,都会对公司的实际价值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当公司的资本结构偏离最优值时,其有动机将资本结构调整回相应的最优值。不过由于公司的财务数据存在粘性以及公司资本结构调整政策的滞后性,公司的资本结构调整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存在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国内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但国外的制度环境与国内存在一定差异,那该差异是否会对公司自身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产生影响呢?当前,国内外主要有以下两条研究结论:第一,企业所在国家的制度环境差异会对企业自身资本结构的调整速度产生重要影响。第二,双边制度环境距离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并会在对外直接投资之后产生一定的经济后果。然而,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之后,双边制度环境距离会对企业自身产生怎样的经济后果,国内研究较少。本文旨在从双边制度环境距离的角度探索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后,对其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本研究首先阐述了制度环境距离和资本结构调整的相关概念,并通过相关文献综述,对企业OFDI的经济后果及企业资本结构调整与制度环境关系的现有研究结果进行梳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之后,双边制度环境距离会加速企业自身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在实证研究中,本文以我国446家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两阶段部分调整模型来研究双边制度环境距离对OFDI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第一步,建立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的模型;第二步,通过一系列相关的公司特征变量来估计公司的目标资本结构;第三步,将制度环境距离作为影响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一个变量,并进行回归分析,从而检验假设。更进一步,本研究分别按照公司资本结构调整方向及负债水平的高低将数据进行分组回归,并与全样本回归的结果进行对比分析。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实际资本结构替换调整实际资本结构和改变模型为一步回归分析这两种方法,重新进行回归,所得结论基本与之前保持一致。最后得出结论,我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之后,公司会加速自身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来缓冲新制度环境带来的巨大冲击,尤其对于预期下调资本结构的高负债公司,这种加速效应更加明显。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及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优化两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对于前者,公司可以优先选择制度环境相似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由此逐步延伸至制度环境距离较大的东道国,同时,应该减少绿地投资的OFDI方式;对于后者,公司可以通过丰富其资本结构调整的方式和提升其资本结构调整效率等手段来优化其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最终达到增强这种缓冲作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