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无论是继承还是反对理学思想的学者,其共同问题都是反思学术之得失、社会巨变之原因,以及强调有利于国计民生之实事。因此,讲求为学实效、面向国计民生,已是当时学界的普遍认识。作为清初“三大名儒”之一的李二曲在这样的背景下,其继承宋明理学之本体与工夫学说,而又面向国计民生的经世致用思想,无疑使其站在了时代前沿。李二曲指出,其时社会最大的弊病在于学术不明,异端纷起,学者只知陷溺于辞章训诂之中,对社会的变革、民生的疾苦置若罔闻。其结果是道德败坏,学无实际。他认识到,“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则“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而醒人心只能通过教育的方式。教育要有实效,则学术必须明正。所以,当务之急是“明学术”。李二曲认为,只有儒学才是真正面向国计民生的学问。欲明学术,则必须将儒学的地位加以肯认,对儒学发展过程中的偏弊予以纠正。他重新倡导儒学的宗旨在于“经世”。而经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纠正社会风气,使人人都知“义命廉耻”。在综合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悔过自新说”,认为只要人人都从自己的病痛处入手为学,则学有实际而不致落空。其所谓“新”就是要回复天命之本体。这是以工夫合本体的下学上达之为学路径。在此基础上,李二曲进一步提出了“明体适用”说。“明体”,就是要通过研读陆象山、王阳明等人的著作,识心悟性,并以切实的下学之功躬行体证,以彻悟“虚明寂定”之天命本体；“适用”则是本体发用流行而开物成务,康济时艰。只有将天命本体真正落实于国计民生之中,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要,它才能完全得以实现。否则,学而耽空守寂,有体无用,是异端而非儒学。在落实本体发用之过程中,李二曲强调了知识的重要性。他指出,由体到用,必须有具体的知识予以配合才能取得实效。如此,既有超越的本体之明,又有经验的知识之效用,才能成就“体用全学”。李二曲以开阔的胸襟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进行了双向扬弃,既吸收了理学切实的下学工夫,抛弃了其末流溺于辞章训诂之弊,又继承了心学超越的心性本体之说而躬行体证,改正了其末流空谈本体而无实践工夫之病。这样,工夫与本体在李二曲这里实现了对接,门户之争也在此得到了解决。而其对古今中外的知识之学习和重视,突破了“体”立自然“用”行的传统观点,不仅保全了儒学,而且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了儒学。由其所彰显的儒家“内圣外王”之学,对现代新儒家形成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