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是一个古老而又新为人知的文明。其地理位置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伊拉克。苏美尔人自公元前5千纪到4千纪的某个时期迁入两河南部,同本地萨马拉与欧贝德文化结合,创造了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人们对苏美尔的了解来自于出土泥板文献的破译和考古发掘的实物证据。苏美尔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用以记录经济、管理和神话、文学。多重证据的结合表明,在苏美尔文明的各个层面以及苏美尔人的生活中,背后都有神圣信仰的影响。苏美尔人没有今天学科意义的史学或者“历史”观念,他们对于生活与过去的记忆都源自为神服务的观念,其内容更符合神话历史。或者说,苏美尔文明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以神话思维为中心的特征。　　 “神话历史”是西方史学界在自身史学理论发展过程中比较晚近提出的概念。其核心兼具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神话历史的提出既总结了在历史编纂和史学理论发展中一直持续的以神话作为历史材料来源的实践:也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新史学注重历史叙事的文学性观念。神话思维下的“确信”对于一个共同体的文化记忆才是最真实的,这甚至成为一个群体或民族自立以致影响和传播自身成就的有效途径。神话历史下的思维观念追求的既非完备性亦非可靠性而是可信性——文化主体的确信。神话历史就是一种对文化共同体过去之神圣记忆的叙事。苏美尔人的“历史”叙述天然表现出神话历史的整体特征,它是神话、历史、文学……的整合统一状态,具有鲜明的神话思维印记,呈现出同今天理性逻辑下的学科界限之壁垒分明完全不同的风貌。　　 苏美尔人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楔形文字。文字的使用在许多文明中都是重要的事件往往伴随着神话叙述。苏美尔楔形文字的产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不仅是客观现实的需要还是神话思维发生作用的产物。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楔形文字的起源有着多种解释,其中象形文字起源说是比较传统的；陶筹(计算珠)起源说是较为新近而颇有影响的(史蔓特-白瑟拉就认为楔形文字是对现实的翻版,是把三维的陶筹系统用二维的形式表现。这最终产生了楔形文字)；甚至还有更新的印欧来源说。从早期乌鲁克所发掘的最早泥板中可以发现绝大部分内容属于经济记录。在记录其它内容的泥板和考古发掘的器物中却传达出不同的信息:泥板发现于神庙这样的处所、神话与“文学”的神圣观念的记载、早期女神信仰的遗存、还有史前宗教信仰器物上的符号、陶纹同象形文字的延续关系都说明苏美尔文字起源的神圣性。楔形文字的起源不可避免同神话思维有关,尽管表现出了实用性,但为神之用的观念是有迹可循的。楔形文字的书写者:书匠和载体:泥板,记录了苏美尔人的神圣记忆——神话历史。　　 对两河地区的考古发掘表明,早在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美索不达米亚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人们长期以狩猎采集的生产方式生活,并在其中发展出了原始宗教和信仰。狩猎采集生活方式下产生的神话信仰和主题,延续到农耕时代。伴随着游牧民族的入侵,苏美尔文明起源的外在因素也融入了神话思维的神圣记忆中。狩猎采集时代的用火与族群战争发展为农耕时代的用水与农牧冲突,这些都成为苏美尔神话历史的主题。这种神圣信仰之下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转变,带来了统治方式的转变:统治者由原始民主的政教合一的部落、城市首领到逐渐集权的政教分开的国家之国王与祭司。整个过程中唯一不变的是苏美尔人头脑中的神话思维。在国王与英雄登上神话历史的舞台后,苏美尔万神殿中的诸神由幕前的主角成为幕后的操纵力量。　　 苏美尔人基本没有留下符合后世“历史”定义的记录,泥板中神话历史却十分丰富。记录大量神话和“文学”的泥板因为笃信人乃诸神所造且是为神服役之工具的观念而较少人事记载,充满了以神为中心的神圣生活的叙述与情感表达。这样的观念体现在时间、空间和仪式中。广义上说,把对过去的记忆叙述出来就是历史编纂。在苏美尔人过去的记忆中,从诸神产生到诸神创世、灭世,体现了线性时间和循环时间观念相交融的轨迹。这也成为古希腊和希伯来《圣经》诸多神话母题的源头,并潜在地通过影响古希腊和基督教成为整个西方文明最古远的文明之源。在空间的神圣性上,苏美尔人通过大量建筑神庙和塔庙并在其中举行仪式性活动,以达到人与神的沟通及人对神的服从之目的。神圣的时间与空间观念融合在了新年仪式和圣婚仪式上。这正是苏美尔神话历史观念维度的最好体现:关于过去的记忆,在神圣的时空范围里发生,并以模仿和象征的形式获得意义。　　 在苏美尔上千年的文明存续过程中,神圣信仰与神话思维是国家与个人共有的,但却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除了群体制度性的或统一的宗教活动和仪式外,苏美尔人的日常生活中也表现出了神话历史的内容。泥板中记载诸神的旅行主题就是城邦之间关系与交流的生动写照。占星、问卜与巫术治疗亦是苏美尔人神圣观念的个人化表达。这些主要通过具体实践和象征来操作。它们是神话思维下全民仪式的日常化与小型化。　　 苏美尔神话历史对文学研究的启示是:现今人文知识体系和学科建构并非是全新的突破,而是有根源之木水。苏美尔文明研究呈现出了鲜明的综合性的特色。在研究的过程中既要注重翻译语言所带来的不同理解和重新阐释；也要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问题。文学研究中,比较文学虽然是19世纪的产物,但是,其所应用的基本的方法,如影响研究、传播研究和平行研究都可以在苏美尔神话的形成与流布过程中,找到“可比性”的直接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