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工智能的代表性技术,自动驾驶在安全性和效率性上较之传统汽车具有明显优势,将在未来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放眼全球,中、美、日等各国政府及各大互联网巨头、传统汽车制造商均对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以期能抢占自动驾驶乃至人工智能技术的制高点。在此大背景下,由于自动驾驶技术将逐步对人类驾驶员实现替代,那么未来由其引发的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应如何划分及承担便值得探讨。同时,自动驾驶技术高度的自主性及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研究中不应被忽视。基于此,本文分别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和产品责任两个方向展开了研究。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方面,技术的渐进性预示着自动驾驶技术对人类的替代最终变为现实仍需时日。高级驾驶辅助（L1-L2）阶段,系统仅提供辅助作用,人类依旧是车辆的唯一控制者;而在有条件自动驾驶（L3）阶段,虽然系统的自主性提高,但人类使用者仍负有一定保证车辆安全行驶的义务,且在特定情形下,需要接管车辆并降低事故风险,因此,现有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体系仍能够适用于上述两个阶段。对高度及完全自动驾驶（L4-L5）阶段来说,人类变为乘客,不再干预自动驾驶系统的操作,因而现行规则也无法继续适用,构建机动车保有人责任是可能的应对之策,但在自动驾驶语境下,这一责任体系的理论基础并不牢固,同时可能对自动驾驶产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在产品责任方面,本文结合2016年美国佛州特斯拉致死案着重研究了产品警示缺陷及设计缺陷的判定问题。警示缺陷问题虽然能在现有产品责任框架下得到解决,但由于自动驾驶技术的新颖性与复杂性,生产者的警示义务的范围须适当扩大,应将“消费者教育与培训”纳入其中,以确保消费者知晓如何安全使用这一全新技术。在设计缺陷的判定上,我国现有的规则难以适用,不过源自美国产品责任法的风险效用分析则能较好地适用于高级驾驶辅助（L1-L2）及有条件自动驾驶（L3）阶段;在高度及完全自动驾驶（L4-L5）阶段,自动驾驶技术的高度自主性将使得确定事故是否由产品缺陷所导致以及产品缺陷应如何判断均出现困难;同时由于机动车保有人责任运用于自动驾驶汽车的不适当性,本文认为应构建新的生产者责任规则,以实现在保护受害人权益、鼓励技术创新以及风险分散等方面的平衡与兼顾。总的来看,在自动驾驶技术发展的L1-L3阶段,由于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仍可适用,受害人的损害赔偿并不会受到影响;但产品责任相关规则在缺陷证明上的不适用性可能造成消费者难以向生产者追偿而承担过重责任负担。因此,在中短期,我国现行法律体系无需进行较大调整,但应在产品缺陷判断上引入风险效用分析来消减追究生产者产品责任的阻碍。而在L4-L5阶段,现行责任体系已难以适用,应当构建新的生产者责任规则来应对高级别自动驾驶汽车带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