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二十多年,学术界研究教育近代化问题,往往关注于外来教育理论的传播、中国教育制度、现代大学教育、教育家思想实践等问题,却忽略了对中国社会产生根本性影响的乡村教育的变迁问题。当广大研究者关注上述问题的同时,在科举废除后私塾向学校的转变过程中,在乡村文化不断被城市伦理冲击背景下,大量乡村教育实验活动对村落文化变迁及权力结构更迭带来的影响问题也需要去关注和研究。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乡村教育变迁问题”并非狭义上改良派教育家所主张的“乡村教育”概念,而是涵盖了1912-1949年间发生在广大乡村的所有教育主张、实践和变动,其中包括了乡村教育本身的新陈代谢及其他外来力量例如政府、革命者及改良知识分子在内的一切教育主张和实践。由于中国农村,小城镇往往是文化教育集聚和传播的枢纽,所以这里所指的乡村,既包括了广大穷乡僻壤的农村,也包括了除县治、大邑外的大量的中小村镇。 江浙地区的乡村教育近代化在全国起步较早。1905年废除科举后,一大批地方士绅就开始关注本地教育的转型。早在1902年,曹梦岐就于浙江兰溪县蒋畈村创办了一所乡村私立学校,主张男女同校、知行合一、因材施教。而1921年发生在浙江萧山的衙前农民运动,即包括了争取教育权利的主张,开中国农村农民运动之先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浙江既是广大近代教育家实践其教育主张的基地,又是国民政府统治的核心区域,还是共产党的诞生活动地。所以就有了国民政府对杭州、宁波等地乡村教育的官方改造政策,中国共产党在闽浙赣苏区和浙东、南根据地农村的教育改造,民间乡村教育思潮特别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余杭县诸家桥、宁波白沙、长兴县溪口镇农村改进试验区的创办。对这些不同类型乡村教育试验在浙江的推广过程及其对乡村社会文化及权力结构的深层次影响进行理论反思,在全国范围内都有着个案研究的必要和价值。本文主体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章、清末浙江乡村传统教育资源面临的近代化挑战。计划对科举制度废除给浙江乡村教育带来的冲击、清末浙江乡村传统教育资源的近代化嬗变过程及辛亥前期浙江省乡村教育的基本状况进行历史回顾,从而客观地展现1912年以前浙江乡村教育变动的基本情况。整体上看,浙江传统教育资源,例如书院、社学、义学等,在当时被改造命运是注定的。但传统教育资源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以不同的方式进行自我转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浙江乡村教育的发展。 第二章、北洋政府时期浙江乡村教育近代化改造的起步。计划对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时期不同的乡村教育政策进行比较,并对“五四”时期浙江知识群体对乡村教育的关注问题(例如位于浙江上虞乡村白马湖畔,经亨颐、夏丐尊、丰子恺等都曾执教的春晖中学的办学经历)进行历史考察,并为20世纪30年代浙江民间乡村教育思潮的兴起做前期研究。 第三章、南京国民政府早期10年乡村教育改良运动的高涨。计划对当时南京政府在杭州、金华、宁波等地推行的乡村教育改造运动(例如兰溪“实验县”、奉化溪口的乡村教育);中国共产党在浙闽、浙南根据地的农村教育改造；民间乡村教育试验活动,例如在浙江萧山闻家堰创办的湘湖乡村师范,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浙江余杭县的诸家桥、宁波的白沙、长兴县的溪口镇创办的农村改进实验区等几种不同乡村教育实验模式进行研究和评析。 第四章、抗战时期浙江乡村教育的破坏和重建。计划对抗战初期学校内迁运动对浙西、浙南乡村教育的促进(例如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浙江抗战临时中学及湘湖师范在这些地区的办学活动),中共浙东、浙南根据地农村教育政策的实践(例如被誉为“浙东敌后抗日教育之模范”的慈镇县凤湖中学的创办)、沦陷区日伪政权的乡村教育政策等内容进行历史的评述和反思。 第五章、内战时期的浙江乡村教育-两种道路的最后选择。计划对20世纪四十年代末浙江国统区教育残破困境及浙江全省解放过程中,地方新政权对乡村教育及基层组织的接管问题做综合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