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爆发后,清廷中的一类官员担负起挽救衰颓之国势的重任。处在庚子事变的漩涡里,救败之臣的个人境遇与局外人不同,他们在黍离之悲外,更有一种昂扬的进取精神。国难面前,他们发挥传统士人忠君直谏的精神,又一反古之达人,在乱世中不言退。京师陷落以前,袁昶、许景澄以死直谏,希图挽救危如累卵的局势,虽然当时忠言不见录,且二人都因之丧命,但其死后不久,时局改变,他们便受到当事人大肆追褒。他们庚子年间的日记、书信则展现了私人领域的感受,它们展现了袁许不同于公共领域更复杂更真实的一面。京师陷落以后,时局已经糜烂无可转圜,此时的救败虽是被迫地求和,却也极考验智谋。考察个人境遇,心酸处有之,屈辱处有之,感佩人心之处更有之。李鸿章作为庚子事变救败的核心人物,他的身上集中体现着救败之臣直谏和不言退的精神,这些精神与他素来的“热中”之为人有关。庚子事变的议和是放在当时舆论显微镜下进行的,李鸿章当时多受诋议,从吴汝纶对他的解谤里,可以对其有一份温情的理解。庚子事变时期驻外使臣也是救败的重要人物。驻德使臣吕海寰在其《庚子海外纪事》一书里,书写了他当时面对变乱时焦灼忧愤的心态,记录了他在自身都不保的情况下仍然为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多方力争辩驳的历程。驻俄使臣杨儒处在强敌威逼与清廷的犹豫不决的夹缝里,抱着“争一分是一分”的救败策略,与俄使苦力磋磨条约,以尽量损失东三省的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