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是长期伴随非洲发展的老问题。本论文系统分析了非洲债务问题的形成与发展,探究了债务成因及其背后的深层根源,总结了非洲外债规模与风险持续扩大对非洲及中非融资合作的影响,并提出努力方向与改进建议。首先,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研究了非洲债务问题的形成与发展,并根据非洲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国内经济发展和债务情况,将非洲国家债务发展史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50、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该时期非洲经济较快发展,债务问题初显但并不突出。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经济滞胀,而非洲国家进口替代、结构调整等发展策略的接连失败,造成经济持续下滑,债务也迅速累积并在80-90年代爆发危机,促使国际债权人在90年代末推出各种债务减免措施。第三个时期是2000年至2008年,非洲经济因大宗商品繁荣而得到快速增长,同时得益于多双边减债协议的落实,外债规模由2255亿美元降至1864亿美元。第四个时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及2014年大宗商品价格暴跌,非洲经济遭受重创,在全球货币宽松背景下,非洲国家举债加大发展性开支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外债规模再度迅速扩大,到2017年已达5350亿美元,部分债务指标也出现恶化,债务危机再现端倪,本论文称之为“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特别是非洲国家债务规模与风险的持续扩大是否会引致系统性债务危机。本论文采用指标分析、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DSF)以及横向和纵向对比等方法,对“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做了分析;同时,也选取肯尼亚、吉布提、刚果(金)、刚果(布)和赞比亚等五个国家做个案研究。结果表明,多数非洲国家的债务指标尚处于门槛值以内,短期内非洲整体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从趋势上看,非洲整体债务负担在加重,面临外部冲击时违约风险在增大,高风险国家增多,少数国家的债务已不可持续。与20世纪80-90年代非洲债务危机相比,“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表现出一些新特点,例如,优惠性质贷款占比大幅下降;更多非洲国家发行利率高达5%至16%的国际主权债券;来自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贷款在部分非洲国家外债中占比快速提高等。这些因素都使得非洲国家面对更高的利率和汇率风险以及短期偿债风险。非洲债务问题有着深刻的现实和历史根源。从直接原因看,债务出现问题,一方面是政府收支出了问题,收入相对支出少了,造成债务规模扩大;另一方面是债务管理出了问题,债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匹配,偿债风险变大。从历史根源看,债务问题周期性出现,既是非洲经济脆弱性、依附性以及严重依赖外部资金的表现,也是在国际环境不断变化背景下,为满足自身发展迫切需要所做出的现实选择,其背后则反映出非洲国家长期忽视内部积累而对外依赖的思想惯性。在“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中,多党民主化使得政府更“短视”,倾向于更多借债以满足竞选承诺,从而强化了对外依赖的惯性,而市场化融资的迅猛增长,使得非洲脆弱的单一经济结构在面对冲击时,外部缓冲手段更为缺乏。20世纪80-90年代,很多非洲国家因外债上升至不可持续的水平而陷入贫穷。“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也对非洲国家带来了明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偿债负担超过门槛值后,将挤占财政资源,降低国内投资率,抑制经济增长;外债来源多元化增大了管控债务风险的难度等。本论文认为,为实现“债务-发展”的良性循环,非洲国家还需要在诸多方面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如从思想上改变对外依赖的心理和惯性,有效动员国内金融资源,加大财源和生产性开支,加强自身债务管理能力,统筹安排外资项目建设的优先次序,充分调动社会资金,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提升经济自主发展能力。“新一轮非洲债务问题”中,中国因素是受到各方关注与争论的焦点。本论文的分析表明,自2012年起中国对非信贷规模快速增长,到2017年贷款存量已占非洲外债总额约20%。中国对非融资提供了资金支持,显著带动了中国企业参与非洲交通、电力、能源、信息通讯、农业、制造业及工业园区建设,在推动破解非洲发展瓶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中非融资合作中也存在着不可持续、不均衡、不对称等问题,在非洲债务规模与风险持续扩大的背景下,不仅对非贷款风险上升,还对中国对非贸易、工程承包和投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中非合作也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在对外投融资管理方面的一些薄弱环节也亟待改进。基于此,本论文从六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加强对非贷款风险防控,探索推动存量项目债转股、扩大人民币在非洲的使用、加强国际三方合作,同时积极促进中非投融资合作模式创新,助力非洲工业化发展,提高非洲自身“造血”能力,从源头化解债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