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报告文学以“文学的轻骑兵”的姿态发挥了不小的社会作用,成为当时的主流文体之一。报告文学涉及的作家作品数量之大,引起的社会效应之广,应当成为抗战文学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环。本文关注的抗战时期的文学性问题,主要包括报告文学文学性内涵的种种分歧,以及在文学与新闻的跨领域语境下围绕文学性与真实性关系展开的一系列讨论。正文部分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报告文学理论文学性问题的萌芽。报告文学的“文学性”表现为一种来源于虚构文学的修辞技术,而“文学性问题”则特指的是报告文学因跨跃新闻与文学两大领域而导致的其本体认识上的争议。在报告文学产生之前,新闻与文学之间就保持着一种近缘关系。而报告文学虽然作为一种引进的外来文体,但实际上也是在国内新闻文学化与文学新闻化的这种互动关系中产生的。在早期的报告文学理论中,大多数理论者都将其视作一种文学样式,却并没有重视文学性的存在,而主要将其作为一种政治斗争工具,以达到宣传、煽动等目的。在报告文学的推广中,对文字技巧的忽视带来创作上的潦草,也不利于报告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为此,理论者纷纷提出加强文学性的要求,随之引发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问题。第二章,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理论文学性问题的展开。分别选择了周钢鸣、茅盾、以群的理论作为文学性问题历史时间上的三个节点,并延伸出各自的脉络。首先是“文学性问题的出现”。周钢鸣在《怎样写报告文学》中首次明确而系统地将报告文学文学性由简单的“形象化”拓展到具体的描写手法之中,并通过“事件的形象化”以模糊的“真实”含义将文学性与真实性实现整合,文学性与真实性之间的冲突在此出现。因此,周钢鸣及后来的理论者不得不频繁地采用以“适度”原则为核心的“回避性”表述方式。其次是“文学性问题的激化”。茅盾将小说中的“典型论”移植到报告文学之上,相当于在周钢鸣的基础之上,由“形象的描写”拓展到“形象的创造”,引发了其他理论者的强烈反响。与前一阶段相比,理论者不能再以“适度”原则对文学性与真实性之间的矛盾进行回避,而必须立场鲜明地选择支持或反对。因此说文学性问题在“典型论”的讨论中“激化”了。最后是“文学性问题的定型和沉寂”。以群在“典型论”中直接点出了报告文学文学性与真实性之间的矛盾,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成为整个抗战时期极少数正面回应文学性问题的理论者。文学性问题在以群这里得到了最完整的陈述,故称之为文学性问题的“定型”。但在此之后,以群对文学性问题的讨论没有得到更多回应。因为报告文学理论发展到抗战后期,总体数量逐渐减少,观点已趋同化,因而又称之为文学性问题的“沉寂”。第三章,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理论文学性问题的产生原因及意义。就文学性问题的产生原因来看,文学性的提出是为了以真实感的塑造为抗战服务,但在真实性含义尚不明确的情况下,文学性所携带的主观想象对新闻性所要求的客观真实构成了冲突。实际上,理论者所要求的真实性内涵已经从早期的客观真实转向了本质真实以及情感真实,题材和内容的真实性实际上转化为读者在阅读中的真实感。为抗战服务的目的性带来对阅读效果的关注,理论者所谓的“虚构性”实际转向的是对虚构感的描述。而在意义方面,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理论对文学性问题的讨论对报告文学写作产生了影响,使其从早期单纯的新闻记事转向了人物的形象塑造;另一方面,也真正意义上地将其话语权由新闻领域转交到文学领域,回应了这之前将报告文学视为低级写作形式的种种质疑。总之,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性问题主要是在文学性内部如何对文学性与真实性关系进行辨析的问题。文学性与新闻性(真实性)之间的矛盾一直是百年报告文学争论不休的焦点。从理论上考察此时期的文学性内涵和历史语境,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报告文学这一特殊文体的定义和特性等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