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问题,从古至今一直是西方艺术理论学者关注的问题。然而,对于他们来说,这却是很难形成体系的。沃尔夫林以《艺术风格学》中提出的“五对范畴”建立了其在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过,在西方美术史的研究领域中,持有各种方法论的美术理论家和批评学者对沃尔夫林的方法论褒贬不一,但始终绕不开后者,这使得对沃尔夫林方法论的剖析变得必要。在沃尔夫林看来,“视觉”的形式有其自律性,并且这作为一个总的概念,他旨在建立一个总的美术史的新框架。其实,自《艺术风格学》一书出版以来,西方众学者对其的非难就接踵而至,来自各领域学者对沃尔夫林形式分析法的质疑不得不使我们对其方法论的普适性产生怀疑。这些批评孰是孰非呢?然,无论他们的批评多么具有说服力,其都是从不同的立场对沃尔夫林的理论进行责难,都未进入最能反拨沃尔夫林理论的领域——艺术本体的形式分析之中。方闻与高居翰的论战不仅是一场对《溪岸图》个例的激烈讨论,更引发了方法论的民族性的深刻思考。二人的论战成为了笔者思考沃尔夫林形式分析法则是否具有普适性的契机。以形式分析的立场来看,沃尔夫林的理论在研究西方文化的图像时就真的适用么?其实,形式分析的方法运用于情绪作画和主观意识占主导的现代绘画中,都是难以给出一个正确回答的。换句话说,在非古典艺术或是非自然主义艺术中,沃尔夫林的理论缺失了起码的根基。沃尔夫林的“五对范畴”在界定艺术风格时是不具备普适性的,它在某些西方艺术风格中并非完全能解释得通。而在东方绘画,或具体而言在中国早期绘画之中,这一舶来品则会产生各种谬误。当然,对于沃尔夫林的“五对范畴”不能全盘否定,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和利用这一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