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大江健三郎(1935— )的文学主题、作品风格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然而，回顾大江健三郎的创作历程就会发现，大江健三郎在文学创作的最初十年(亦即从以《奇妙的工作》登上文坛到顶峰之作《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发表的十年)里，正好完成了他走上文学道路、摸索自己的文学表现形式、历经探索失败后重新确立自己的文学方向、形成独特文学思想和方法的过程，而此后的所谓风格、主题的变化，则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本论认为，大江健三郎在其文学创作的最初十年里，完成了从启蒙者到文化批评者的转变，文化批评成为他此后创作的主旋律。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启蒙，与启蒙主义运动并无关联，它只不过是大江健三郎思想主张的一种外化，而所谓文化批评，正是大江健三郎作为知识分子的意义的显现。 如果将大江早期文学更为细致地分段，我认为可以分为第一段即《奇妙的工作》到《拔芽击仔》的两年，第二段即《我们的时代》前后的五年，第三段即《个人的体验》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前后的三年。大江健三郎早期第一段的创作较为明显地体现了他的启蒙意识，对此，本论在第一、二章中加以描述；第二段的创作为大江健三郎的探索期，可以将其视为大江为摸索新的启蒙话语而进行的尝试，本论在第二章后半及第三章前半中对此进行了探讨；第三段是大江健三郎经过一系列摸索、失败后重新确立自己文学方向、形成独特文学理念及方法的时期，这一时期大江健三郎的启蒙意识已经由表及里、由外向内，不乏自我启蒙的意味，而此后，文化批评的意味在逐渐显现、加强，对此，本论在第三章后半和第四章中加以论述。 表面上看，大江健三郎的早期作品多以时代状况同个我间的压迫·被压迫的关系为主轴，但实际上，大江健三郎表现<监禁状态>下失去抵抗意志的人们，是意在唤起人们“危险的感觉”；对屈从于美国人的强权、却又对自己的同胞施以强权的日本人，大江健三郎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与其说是一种对日本人生存状况的不满，不如说是对日本现状的批判和对日本国民性的批判；大江健三郎还通过自己的作品强调了在如此的时代状况和生存状态之下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主体性的重要，并昭示了容许天皇制存续的日本民主主义的脆弱和天皇制自身所蕴含的暴力因素。这都是大江健三郎早期文学创作中启蒙意识的体现。在大江健三郎的思路中，启蒙并不只是指向民众的智力开发和政治经济意识的启动，而是指向现代人格的自主与自决。大江健三郎进行启蒙的目的，是要通过民主主义精神的输入和借鉴，建立起自我反思式的文化批评体系，以达到文化人格的再造，简言之，就是通过文化批评来解决文化危机。 初登文坛时，大江健三郎曾经坚定不移地表示要以文学参与政治，当他在中学时代开始接受的新宪法和战后民主政治在十几年后面临危机、受到威胁之时，他将目光由现实政治转向深层的历史、文化积淀。应该说，这是一个知识分于的彻悟。估价大江健三郎在21世纪日本乃至世界的价值也许为时尚早，但我们至少可以根据近年来的文化语境认为，当下，整个人类精神、尤其是发展中的中国国民精神正处于最不安于现状的状态，而现在我们真正需要的文学，正是大江健三郎所开创的这种既与时代密切相系相关、又与时代保有一定距离，既不放弃对个我主体性的执著、又时时意识到知识分子责任的文学。在这一点上，对大江健三郎早期文学的研究，将对中国当代文学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