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探讨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马克思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不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因此，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中的一个真实问题，而且还是这样一个论题，它涉及到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及其相互关系的全面理解。国内外学者之所以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首要的原因就在于简单化了黑格尔。因为如果不明确马克思所要颠倒的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真正性质，那就不可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所做的这一颠倒。所以，要想真正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就必须首先弄清楚黑格尔的辩证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不对黑格尔早期的思想发展历程进而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所要面对的时代课题进行详尽的考察。因此，论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探讨了这个论题：为了给探讨黑格尔和马克思这两位现代哲学家提供一个大的时代背景，论文从对充满张力的现代的描述开始。现代是由广义的理性启蒙开始的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启蒙思想家以自我规定的主体观念和对象化了的世界观念攻击传统的宇宙观念和人的观念。随着现代社会对世界的对象化改造和技术控制，启蒙运动引起了两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基本渴望。这两个基本渴望是在康德那里得到模范表<WP=138>达的激进的道德自由和由赫德尔发展出的表现主义的统一。说它们相互对立是因为表现主义渴望着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的统一，而激进的道德自由却似乎只能以同自然（包括人自身的自然）的决裂为代价才有可能。说它们相互联系是因为表现主义理论同样把我们引向了在自由状态下的人的圆满，那种自由正是自我决定的自由，虽然没有康德论证的道德自由纯粹和高级。“浪漫派”把表现和自由的统一作为使命担负了起来。但这决不单单是浪漫派的问题，因为这两个渴望一直都是现代人的核心关注点，把它们统一起来的希望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产生着，而黑格尔和马克思就各以自己的方式提供了这样一个合题。黑格尔同时被康德的激进自由观和表现主义思潮深深地吸引。但他并没有一开始就把握住它们之间的深刻矛盾。在他最初看来，对表现的渴望与启蒙的自由要求不谋而合，都是要求人依照自己的理性来生活，而非依照外在的、非理性的权威来生活。但这些理念在他所处的时代只能被看作与现存的基督教相冲突。伯尔尼时期的黑格尔就秉着这些理念对基督教的权威性进行了深刻的道德批判。但因此就说青年黑格尔的思想主要的具有反基督教的意义（像卢卡奇所做的那样）则是不对的，因为黑格尔对现存基督教的批判只是针对基督教的权威性而非针对基督教本身。在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起源这个问题上犯类似卢卡奇的错误是会直接取消我们的论题的。到了法兰克福时期，黑格尔充分认识到了启蒙对自主性的要求和表现主义的统一要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在对基督教的精神本质的探讨中展示了这种矛盾。黑格尔区分了基督教精神和犹太教精神，并在把摩西律法与康德伦理学相联系的基础上，使耶稣与摩西之间的分歧变成了自己与康德之间的分歧。黑格尔和耶稣一样，不能容忍法规对人的生命全体的任何分裂，哪怕是以律令和律法的形式，哪怕是以自由和神国为说辞。黑格尔笔下的耶稣以爱的和解成全（完成、扬弃）了法规，但爱的和解只有在先有<WP=139>了分离（黑格尔称之为“反思”）之后才是可能的也才是充实、活泼的。爱与反思的结合就是人从有限的生命向无限的生命的提高，就是宗教，它表达的是生命的圆圈式的发展：统一、分离、再回到统一，这种三段式的运动模式直接孕育着黑格尔辩证法的思想萌芽。然而，黑格尔并不满足于宗教的不可言说。对于黑格尔来说，不能言说的东西肯定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理解的因而外在于人的某物，人和它仍然处于分离的状态之中。把在宗教里发现的这个合题用反思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就成了黑格尔哲学的主要任务。作为无限的生命和上帝的精神为了成其为自身必须经历一个圆圈，因此哲学作为科学必须是一个体系。构架这个体系的是中介的、否定性的、矛盾的原则。这三个概念名三而实一，说的都是构建体系的同一个原则：精神由于内在的矛盾，必然否定自己的直接的同一性，以有限事物作自己的中介而存在；有限事物由于内在的矛盾，必然在与自己的对立面的必然联系中否定自己、超出自身而走向全体，并在全体这个中介中获得自己的意义。而所谓思辨的东西和辩证的东西就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所以这个体系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思辨辩证法。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作为精神自我实现的辩证法就是他的本体论，从事描述和展示活动的“方法”从属于作为灵魂与实体的“方法”。黑格尔的辩证法试图把启蒙理想和与之相对立的表现主义要求结合起来，但在现代文明日益增强的工业化、技术化和理性化的发展中表现主义却成了个人头脑中的美学想象和诗意情怀，理论和现实出现了严重的背离，黑格尔思辨体系的解体就成了势所必然。马克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