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张友松（1903～1995）从译60多年,出版译作约49部,终成专译马克·吐温著作的大家。但因种种原因,张友松晚年声名不显,几近“埋没”。目前,学界对张友松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均有很大欠缺,未能完整地揭示他一生的翻译实践与翻译贡献。本研究旨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一缺憾,该成果也将为日后的张友松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研究引用了两种不同的诗学概念,一种是源自俄国形式主义的诗学观,一种是翻译研究领域文化学派的诗学观,从内外结合的诗学视角来重新审视和发掘张友松的诗学观及其译文中的诗学选择,主要涉及如下三大问题:1)张友松有何诗学观?2)张友松的诗学识别能力究竟如何?3)张友松的诗学观是如何在译本当中体现的?本研究首先通过文献爬梳,整理出张友松早、中、晚三个不同阶段的诗学观（旁及密切相关的翻译观和文艺观）,分析、总结、阐释张友松各个时期诗学观的代表性著述、主要内容、内在特点、形成原因乃至时代影响。此番全景式的梳理弥补了以往张友松研究的不足,为后文相关译本的诗学分析提供研究背景和理论支持。在论文主体部分,本研究择取代表性译著4部（《凡卡》《愤怒的葡萄》《汤姆·索亚历险记》《巾帼英雄贞德传》）,分3章论述了张友松的诗学意识、诗学识别能力,及其诗学观在译文中的体现。第三章以张友松两次翻译契诃夫短篇小说《凡卡》为例,通过详细考掘文本背后的时代语境和译介历史,结合译文版本对照和诗学分析,探究张友松诗学观在翻译选材、翻译出版、翻译实践方面的体现。第四章以张友松两次校译《愤怒的葡萄》（胡仲持译）为例,通过深入剖析这部译作的版本流变与校订过程,聚焦于“翻译体”问题,阐释张友松在两个校译本中的诗学改写,涉及词汇、修辞、文体、语体等改译中诗学要素的传译。第五章梳理张友松文学翻译创作论观念的主要内容、特点和影响,以《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巾帼英雄贞德传》为例,通过分析译文中的诗学特征,尤其是文体偏离和四字格的翻译,来解析张友松翻译艺术论在译文中的体现。概言之,张友松的诗学观主要有如下特点:翻译家张友松个人的诗学观与意识形态、权力、赞助等影响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异常复杂。在不同时期,张友松以不同的社会角色（译者、编辑、出版商、校对者等）参与翻译事务,或译、或编、或出版、或校对,这些角色或有重叠、或是单一,因此,他的诗学观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前后也会发生改变。总体上而言,张友松早年推崇写实主义,反对纯艺术论,提倡文学的使命感和社会意义;翻译选材青睐现实主义作品,尤其是俄罗斯文学;翻译目的是为了改造国语、改造国内文艺;翻译策略主要专注于译文的可读性,秉持译文要流利、顺畅的翻译观。新中国成立后,张友松的诗学观、文艺观和翻译观随着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理解而改变。他提倡翻译要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张友松晚期关于诗学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对文学翻译的见解当中,涉及文学翻译的本质、功用、语言特点等。他笃信直译与意译应结合起来才能译出上品,翻译要忠于原著,力求兼顾忠实和畅达,要将译者的心灵融化在原作者的意境中,要使读译本的人能够获得阅读原著那样的艺术享受。张友松诗学观的逐渐成型、内化体现了一位接受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老翻译家的思想历程。与早、中、晚三个时期相对应,就张友松诗学观在译本中的体现,本研究主要有如下发现:张友松早期有明显的文体意识,但诗学意识并不强。张友松顺应了当时绝大多数翻译家推崇的“通顺”观,即便他倡导直译,但这种直译并非以呈现佶屈聱牙、含糊晦涩的译文为取向,而是以顺应读者的审美趣味为诗学选择。这种讲求“顺畅”和“恰当”的译法正好起到了诗学过滤的作用。经对照《凡卡》英语原文与两个译本（1929、1943）,张友松的译文整体上追求直译,译本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在改译中,张友松展现了更为通透浑圆的直译观,对文字和句法的锤炼更加细致,甚至宁肯稍稍牺牲词句的流利,去迁就原文意义的恰合。张友松中期有着明显的诗学意识,充分意识到原文的诗学特色,甚至有诗学辨认过度的例子。纵观两次改译《愤怒的葡萄》（1959、1982）,张友松的改译是全方位的,最突出的工作就是去除旧译中的翻译腔,重塑原文诗学上的特色。张友松两次改译的目的并不一样。他的第一次改译并没有第二次改译那么强调诗学层面的传译。在第二次改译中,张友松译依据社会规范,更新词汇以适应社会语言文化的发展,体现了语言的时代性。在修辞和篇章层面,张友松的第二次改译更加关注原文中前景化的部分,将原文的诗学趣味再现出来。张友松晚期的诗学意识更加深化,追求译文语言的艺术性再现。经过文本细读,张友松译马克·吐温著作的诗学意识和识别能力非常突出,这也是他译笔备受称赞的主要成因。在张译《汤姆·索亚历险记》的解读中,本研究重点关注译文中童趣的传译,结合译本比较、诗学分析和版本考证,从语音、语域、语相三层面来考察和评价其中的语言偏离。张友松对于原文前景化（变异）的识别非常细致,也竭尽所能在译文中再现这些诗学特征,艺术性地复现了原文的诗学特色。张友松中晚期的译作比较喜欢使用四字格,在《巾帼英雄贞德传》的改译中,他运用了更多的四字格来进行诗学改造。这是其诗学观的外在体现,也是他进行文学翻译艺术性创造的重要表征之一。本研究的意义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在理论方面:诗学视角是进行翻译家研究的有效途径之一。本研究为今后的翻译家研究提供了一些可以借鉴的思路和方法,同时,也能推动我国翻译研究中的诗学研究进程。诗学是译者与意识形态抗争的主要手段,张友松署笔名（“常健”）参与马克·吐温作品的翻译,可以看作是他的译笔、他的诗学胜利的标志性事件。此外,诗学特质是翻译作品畅销、长销的主要秘诀。2)在史实方面:本研究对于张友松研究方面的史实发掘非常充分,尤其是对张友松本人的翻译实践、著译目录、译本原文和版本,有非常细致的考订。本研究不仅仅只关注张友松作为翻译家的角色,还将他在其他领域的贡献一并呈现。文后的附录《张友松著译目录简编》（《张友松年谱简编》的简化版）可以看作是本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3)在实践方面:张友松作为英语和翻译教学专家,热衷出版英汉对照读物,注译兼备,选材具有经典性、文学性、趣味性、可读性等,对当下英语读物市场建设有参考价值。张友松晚年在版权利益方面的损失极大。译作畅销没有改善他的物质生活,这是造成他悲剧性人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这对于当今出版界和翻译界也是一个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