径山,今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唐以来皆属余杭县辖。唐代宗时期,国一禅师法钦开山,此后径山名声逐渐显赫一方。唐僖宗乾符六年（879）改为“乾符镇国院”,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改为“承天禅院”,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改为“能仁禅院”,宋孝宗时期改为“兴圣万寿禅寺”并沿用至明清。径山在宋代便居佛教禅宗“五山十刹”之首,到明代则又为嘉兴藏的刊刻地之一,在佛教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在佛教势力进入之前,径山是处于一个以龙神信仰为核心的地方社会之中。南北朝时期,道教茅山派率先进入该地区,将天目山纳入其“洞天福地”的系统之中。佛教势力的进入则相对较晚,唐大历年间,国一禅师来此开山后,佛教才在径山长期经营。南宋时期,得益于宋代皇帝的庇护,径山僧人利用其与皇权的关系,积极参与到了政治之中,在佛教内外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进入元代之后,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径山的政治地位以及影响力逐渐下降。到了明中期,径山呈现“衰败”之相。晚明,随着嘉兴藏的刊刻以及刻藏士绅的参与,径山得以复兴。与此同时,刻藏士绅也积极参与到径山历史的书写之中,不同版本的《径山志》也应运而生。径山早期的法脉传承,经历了两次变化。一是佛教牛头宗活动重心的南移;二是从牛头宗到洪州禅的转变。径山在法脉的两次转变中,也逐渐建立起其寺院的传承制度。洪州禅系僧人在径山长期经营时,建立了“甲乙制”的寺院,但宋代因官方权力的介入,径山又于元祐五年（1090）改为“十方制”寺院。然而,径山“十方制”寺院的表象之下,其法脉多为临济宗杨岐派圆悟克勤一系。径山的各个大德高僧,借助其平台,发展自身的势力。南宋以后,径山住持多出自大慧宗杲与虎丘绍隆两支系。在这一时期,径山还建立了一个多层次、亲疏不同的寺院网络。以径山为核心,层层扩展,扩大了径山的影响力。元至明初,在政治中心转移的背景下,一方面,虽然不少住持与朝廷保持往来,在朝廷之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这些僧人个人的影响力并未给径山带来政治权势。另一方面,径山转向了地方。高峰原妙一系僧人向天目山地区更进一步的发展,扩大径山的弘法范围。在此过程中,地方大族积极参与其中,提供资金为僧人建立新的寺院。到了明初,径山复兴的最大经济支持是吴江葛氏一族的葛德润。地方官员、地方大族、士人逐渐取代了皇权与朝廷显贵,成为了径山的主要支持者。从元至明,是径山的发展历程中其重心向地方社会转变的一个过程。从宋至明末,径山历史的演进和其历史叙述的生成互为表里。总体而言,径山的历史叙述,呈现出一个“多元”且“不间断”的历史特征。所谓“多元”是指径山历史叙述的主体来自不同的身份,即僧人、地方官员、士绅都参与其中。而“不间断”是指,径山的历史叙述从北宋李照开始,一直持续到晚明。晚明是径山历史叙述的一个繁荣期。僧人正璠重刻僧人宗净《径山集》,构建并强调了径山单一的法脉体系;地方官员高则巽编《径山志》,影响到万历《余杭县志》中单列一卷《径山志》的出现;士绅宋奎光编《径山志》是嘉兴藏刊刻成果的一部分;章之采《径山志》则强调了“山”,而弱化了径山佛教的色彩。每一次径山历史叙述的背后,是僧人、地方官、士绅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不同愿求的一个反映。这些径山历史的叙述也呈现出佛教方志、地方志、山水志等不同的历史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