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税犯罪作为最原始的涉税犯罪类型,一直以来,对我国的税收征管制度以及国家经济造成巨大危害。在打击严、效率低、损失大、难控制的局面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对逃税犯罪进行了重大修改,增加了处罚阻却事由条款,为逃税犯罪的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阻却事由对刑罚权的限制,一方面使得刑事司法资源的配置趋向合理化发展;但另一方面却大大降低了对逃税犯罪的威慑以及防控作用,甚至为犯罪决策提供了心理支持,凸显了目前我国逃税犯罪刑罚作用的局限与行刑衔接不畅的现实问题。本文以犯罪经济学为视角,全面寻找逃税犯罪影响因素,将其作为基本变量,分析逃税犯罪成本与收益,并以贝克尔模型为框架,构建逃税犯罪决策模型,探究犯罪的发生机制。通过对模型的分析与计算,寻找各变量对犯罪决策的作用效果,以各变量的不同作用机制为基础,从多角度出发,制定并优化具有针对性的逃税犯罪防控对策。同时,鉴于逃税犯罪刑罚措施的局限性,以犯罪决策模型为基础,探究处罚阻却事由条款的适用条件,寻找合理量刑标准,促进行刑有效衔接,使得该条款不仅能够达到巩固税源、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目的,同时还要发挥出应有的威慑作用,以提高逃税犯罪的防控效益,减少逃税犯罪的发生。根据上述方法,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五点结论:第一,通过对高收入人群惩罚前后收入差的控制,寻找处罚阻却事由的适用数额,以提高刑罚的预防效果。第二,通过对“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细化区分,来寻找合理的量刑标准,以促进行刑有效衔接。第三,通过提高查处技术水平、查处能力,提升税务、公安协作度,来增进惩罚效益。第四,通过宣传、教育、激励等手段,提升纳税人纳税遵从度,从根本上杜绝逃税犯罪的发生。第五,通过合理发挥制度的调节作用,提升公民对税制公平度的认知,减少逃税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