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资本市场日渐开放及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我国股市与世界股市的联动性增强,股市间的溢出效应研究可为股市的健康运行与风险防范提供重要方向。G7集团是国际上庞大而又重要的经济体,研究中国股市与G7国家股市间的溢出效应,对我国股市深化体制改革及风险防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分别基于收益率和波动率视角,对中国股市与G7国家股市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和溢出效应强度进行了检验和测算,探讨中国与G7国家股市间的溢出效应。为研究中国与G7国家股市间的溢出效应,本文选取2002年5月8日至2019年5月8日期间中国股市与G7国家股市的股指数据,分别从收益率和波动率视角,通过单位根检验后,采用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及BDS检验,发现了研究变量的非线性特征,线性Granger因果检验不再适用,故主要运用分位数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检验中国与G7国家股市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然后再利用溢出指数模型计算出中国与G7国家股市的总溢出指数、方向性指数、净溢出指数,定量分析中国与G7国家股市间的溢出效应强度。结果表明:第一,通过分位数Granger因果检验观察到,中国股市与G7国家股市的收益率与波动率在各分位数上均存在较显著的因果关系。此外,无论是在收益率还是波动率方面,均是G7国家股市对中国股市的因果关系更为显著。第二,由总溢出指数可知,中国股市与G7国家股市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总体上要大于其收益溢出效应;从方向性溢出指数中发现,中国股市无论是在收益率还是波动率方面更多的是作为溢出效应的接收方;净溢出指数表明,中国股市对G7国家各股市的溢出影响主要集中在2006年左右,美国股市对中国股市具有最强的收益和波动溢出效应,且大于中国股市对其发生的溢出。第三,中国股市与G7国家股市间的溢出效应,主要在经济危机时期或危机的后期较为显著。这说明金融危机因素明显加强了各国之间的联系,使各国股市间的溢出效应增强。因此,我国应该不断健全股市相关制度、加强国际合作、增强投资意识,重视并合理有效地利用国际股市间溢出效应研究的成果,这对我国股市深化改革及完善风险防范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