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一个“球型天才”,在文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方面都有所建树,但他最初也是最主要的贡献是在文学领域。综观郭沫若的文学创作,除了历史剧创作之外,其风格和主张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品及文艺主张都呈现出一种狂飙突进式的激情万丈、文采飞扬,尊崇唯艺术论,从四十年代开始这种锋芒逐渐减弱,建国后的作品更是用语谨慎,对于一些问题如内容决定形式、革命性及人民意识等在很多文章中反复阐述。目前由于资料的散佚和研究方法的单一,对郭沫若转变之后的文艺批评研究还很薄弱,本文正是在收集、整理郭沫若在十七年间文艺批评佚作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的分析解读来研究郭沫若十七年的文艺批评,全文分为三章,从三个方面分析郭沫若十七年文艺批评的特质。第一章主要研究郭沫若在十七年间文艺批评的政治化倾向,以他对毛泽东诗词的评论文章为例。郭沫若文章中大量的政治话语、对毛泽东的拥护崇拜之情和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使得这些文章呈现出强烈的政治化倾向,这种倾向有两个独特之处,一是与郭沫若此前的政治化不同,此前的文章中也有政治因素,但政治性内容并没有成为中心,大体上也还是围绕着文艺问题来进行的,而在评论毛泽东诗词的这部分文章中,文学性让位于政治性,文学真正成为了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工具,二是郭沫若的政治化与同时期文人也有不同之处——其中含有文艺性的评论并因此而自成一格,这种郭沫若特有的显隐结合的政治化倾向成为其十七年间文艺批评的特质之一。第二章主要分析郭沫若十七年间文艺批评的理想主义特色,以他对屈原的评论文章为例。郭沫若从对诗人屈原的研究转为对具有人民性、革命性的政治家屈原的评论,这是由他对历史人物的浪漫的理想主义引起的,也体现出对国家、对革命的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是郭沫若一以贯之的气质,变化了的只是历史语境。建国前郭沫若的理想主义主要体现于诗歌中,而在十七年里这种色彩大多集中于文艺评论中,成为其文艺批评的特质之一。对郭沫若浪漫理想主义特质的分析主要从三方面展开:一是从现实需要和内心情感共同出发来研究屈原,后者体现出郭沫若的理想主义;二是通过郭沫若对屈原的具体评论进行分析;三是以郭沫若与屈原研究和评论的关系来分析其理想主义的特色。第三章主要研究郭沫若文艺批评的历史癖、考据癖倾向,以他对陈端生和《再生缘》的评论为例。关注历史和历史人物是郭沫若一直以来的创作倾向,以史为鉴是其出发点,建国前郭沫若的历史癖倾向主要表现于学术研究中,而在建国后郭沫若的文艺批评大量地聚焦于历史人物,在这部分文章里历史癖、考据癖的特色十分鲜明。对此从两个方面进行论述,一方面通过郭沫若对陈端生及《再生缘》大量细致地考证,并以此为基础对作家作品进行分析和评论,分析其考据癖;另一方面,郭沫若对陈端生的评论正体现出他对历史的重视,是其历史癖的表现。究其原因,是郭沫若自身对历史的热爱,也是在复杂现实社会中的巧妙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