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的兴起是三十年代重要的文学现象。历史小说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发展，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由于历史观、文学观和人生体验的差异，来自不同阵营、不同立场的众多作家参与到历史小说创作中，使历史小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面貌，具有很强的可阐释性。本文以之为论述对象，以历史小说独特的文本特征为依据，以文本中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作为切入点，意图勾勒出三十年代历史小说创作的主体格局，并对重要文本进行具体阐释。历史小说是一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它横跨历史与文学两个学科，身上具有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烙印。历史可分为“本事的历史”与“书写的历史”，我们日常遭遇到的都是文本化了的历史，是由历史学家通过历史叙述建立起的历史文本。文学叙述与历史叙述是人类记录自身及世界的重要方式。二者的重合是历史小说存在的前提，二者的冲突构成了历史小说最重要的文体特征。从历史走向文学，现实是必经之路。历史小说的双重时间维度使文本产生两组重要因素：故事发生时的现实与文本创作时的现实；历史事件本身的意义与小说文本的意义。其中,文本创作时的现实是决定性因素，它对文本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渗透使小说文本产生各不相同的面貌。三十代历史小说的兴起与当时的现实环境密不可分。日渐加剧的国内国际形势以及国民党的高压统治是推动历史小说创作的巨大动力，可以说，三十年代的历史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时代的产物，它身上具有浓重的时代色彩。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是每一个历史小说作家都要面对的问题，对待这个问题的不同态度和方法决定了作品的基本面貌。鲁迅曾提出过两种创作历史小说的方法，其一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其二为“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第一种方法难度非常大，没有人能完全做到一字一句必有出处，但它作为历史小说的创作理想和倾向，影响着许多作家，如宋云彬。第二种方法在当时被普遍认可并广泛运用。它 41<WP=46>强调作家对历史的虚构。现实是虚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就三十年代的历史小说来说，根据作家观照历史和现实的不同方式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一、借古鉴今 作家对于现实生活有一定感想，并不直接表达出来，而是向历史中寻找对应物，通过对历史故事的钩沉，曲折的表达出作家对现实的观点，并借古事来劝戒今人。郑振铎和巴金的作品是这种创作类型的代表。他们将现实感受与历史感受合二为一，在叙述时沿用历史叙述的逻辑，注重对历史事件的钩沉，而非对历史进行创造性重述。在这类文本中故事发生时的现实与文本创作时的现实极为相似，小说文本的意义与历史叙述产生的意义也并无二致。二、以今观古 “即用现代人的眼光解释历史”。这类文本不满足于对历史事件的钩沉，而是试图对历史进行创造性重述。作家有意使当时的现实参与到文本的意义构成中，用现实中的现代观念解释历史事件。作家强调历史事件发生时的现实与创作时的现实之间的差异，在现实目的指导下将叙述引向历史叙述的反面。于是，小说文本的意义与历史叙述的意义产生了偏差甚至是冲突，正是在这种差异和冲突中显示出历史小说的独特价值。这种创作方法被广泛应用，根据解释历史的不同手段形成了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创作模式，分别以三位作家为代表。郭沫若的创作主张“失事求似”，即追求“历史的精神”的真实而非史实的真实。他将现实目的和主观感受写进历史，在文本中实现“推翻—重建”历史的理想。与其不同，茅盾站在现实政治的立场，用在当时广为流传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学说指导创作。他对人物进行阶级划分，突出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旨在揭示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可行性。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别具一格，它与前两位作家关注社会现实不同，他所关注的是心理现实。他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解释历史，为历史的发展寻找心理动机。三、古今交融 这是鲁迅的历史小说的独特形式。鲁迅穿越时空的界限，自由地游走于历史与现实之间。他以“油滑”的形式将现实直接拼贴到历史中，造成独特的叙述效果，一方面实现了对现实的讽喻，同时也解构了历史的神圣。另外，他将历史与现实视一体，对历史进行整体性观照。 42<WP=47>四、历史现实生活化 这种创作方法有别于以上三种，它不是在我国传统历史小说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而是采用西方历史小说的叙事模式。李劼人和刘圣旦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联系，通过特定历史时期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和社会活动，特别是普通人的生活，以及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环境风俗的展现，来反映和表现历史。在他们的文本中，历史事件与事件发生时的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历史图景。作家把历史现实生活化的过程就是叙述历史的过程，期间作者把创作时的现实间接投射到具体的历史描述中，实现了与历史更为广泛和自然的对应。与历史对话就是与现实对话。三十年代特殊的社会现实是历史小说生长的土壤，在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背后涌动的是作家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