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1854-1921)是中国近代著名翻译家，翻译理论家和启蒙思想家。他提出的“信达雅”翻译理论在中国翻译理论史上占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翻译的西方近代思想学说激发了国人的民族民主意识，被誉为“近世介绍西学的第一人”(胡适语)。然而，随着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严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进行反思并提出质疑。在建立现代译论的今天，我们究竟应如何正确评价严复的翻译思想及其实践呢?受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影响和启发，本文从文化对翻译操控的角度重新评价严复的翻译，认为他的翻译虽然不是十分完美，但是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都有其合理性和可取之处。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译者作为这种行为的主体不能被动地对原文亦步亦趋，而应在译入语规范的参数内，根据翻译目的来选择翻译策略，从而实现译本的功能。从对严复翻译原则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严复在提出“信达雅”时已深刻意识到这一点。他提出的“信达雅”翻译原则的侧重点在于能使中国士大夫阶层接受且乐于接受西方新的思想的“达”。 通过对《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的个案分析，作者对严复选择性摄取西方政治哲学思想这一翻译过程进行了描写性的研究，认为他在《天演论》中使用增、删和替换等翻译手法是为了实现他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翻译目的；在《群己权界论》的翻译中，由于对社会现状的担忧他对自由这一概念重新进行了界定区分，首重国家自由、次重政治自由、三重群己权限；古典文雅的文体是他西学中用的媒介，同时他的语言开始向白话文过渡。严复在翻译实践中为实现译本的功能，即输入西学，开启蒙昧和倡导改良，而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这正是他的成功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