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全球性减贫进程显著放缓的宏观背景下,中国政府却依旧通过充分发挥政治优势与制度优势,如期实现了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的全部脱贫及832个贫困县的全部摘帽,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及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在四十余年的农村扶贫开发实践中,中国走出了一条从区域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的脱贫之路,并形成了一套区域与个体双重瞄准的农村扶贫开发政策体系。然而,绝对贫困与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的全面解决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终点,新时期中国农村贫困呈现出多维性、相对性、复杂性、隐蔽性等新特征,城乡发展不平等、农村发展不充分的根本矛盾仍未彻底改变。同时,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现状并未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而得到同步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及基尼系数在周期性波动中长期居于高位,其不仅将通过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加剧贫困,更会进一步降低农民公共服务及就业机会的可及性,形成大规模返贫的治理风险,最终导致新时期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实施效率的持续性下降。因此,在农村贫困形式转型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将面临着由收入不平等持续性恶化所引致的“低效减贫陷阱”危机,如何实现贫困与收入不平等的协同治理将成为新时期农村发展工作中的重要现实问题。基于此,本文从贫困与收入不平等协同治理的视角出发,探究区域与个体瞄准型农村扶贫政策效应及机理,对回顾并凝练中国减贫经验、指导新时期农村发展工作及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从区域瞄准型与个体瞄准型扶贫政策解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实践,并依据多维贫困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及发展地理学理论等多维理论体系,汲取国内外前沿成果,形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进一步地,利用2001-2018年中国县域面板数据及2018年全国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1140户农户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从区域与个体两个层级剖析了现阶段中国农村贫困及收入不平等治理的现状及问题。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空间误差面板模型、DID模型、断点回归模型及倾向得分匹配模型等多种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探究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政策对贫困及不平等的区域与个体政策效应及影响机理,并结合实证研究结论指出新时期农村扶贫工作的优化路径。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在取得巨大减贫成就的同时,仍面临由收入不平等引致的“低效减贫陷阱”危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政策逐步形成了以区域与个体为对象的双重瞄准模式,其为推动贫困与收入不平等的协同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仍面临着县域经济增长缓慢且政府支出规模高速扩张的区域性发展困境,以及贫困人口家庭禀赋较差及内生动力严重不足的个体性发展困境。因此,区域与个体间贫困与收入不平等的层级累叠,不仅造成了县域间贫困程度绝对差距的日趋扩大、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居于高位,更造成了农户个体对收入公平感知的缺失。（2）从区域层面看,区域性贫困与收入不平等均以“胡焕庸线”为界,呈现出西部＞中部＞东部的基本空间特征,且存在高高集聚与低低集聚两种空间相关格局。同时,两者的冷点区始终集中于长江三角洲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而热点区则集中于云贵高原地区及西北五省。在此基础上,区域瞄准型扶贫政策通过促进县域经济增长及地方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效推动了县域贫困及收入不平等的协同治理,且该效应随着政策实施年份的延长而持续增加。然而,地处山区、丘陵及民族地区的县域单元其区域瞄准型扶贫政策实施效率有所下降。同时,贫困与收入不平等的协同治理也存在路径依赖。贫困程度愈深的县域单元,其减贫难度越大,但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效应却越高,反之亦然。（3）从个体层面看,农户多维贫困范围广且程度深。其中,生活水平及内生动力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分别为33.24%及29.78%。在此基础上,断点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个体瞄准型扶贫政策通过积极提供技术培训及改水改厕、危房改造等民生工程有效改善了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但对农户健康及内生动力维度并无显著影响。同时,个体瞄准型扶贫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及机会供给两条路径,不仅有效改善了贫困农户在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也进一步提高了贫困农户的收入公平感知。然而,在扶贫资源输入进程中,贫困人口形成了对转移支付的非理性偏好。（4）个体瞄准型扶贫政策的实施效率受区域异质性影响。第一,六盘山区及燕山—太行山区农户整体多维贫困情况相较而言更为严重。分维度来看,教育维度贡献率最大的是滇黔桂石漠化区中师宗及镇宁县农户。而乌蒙山区中富源、赫章及宣威县农户对健康维度贡献率最高。第二,转移支付对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效应仅在滇桂黔石漠化区及吕梁山区的农户样本中显著,而外部机会供给对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效应在6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户样本中均显著,且以乌蒙山区及燕山-太行山区效果最好。因此,以机会供给为代表的“造血”式扶贫模式将成为后精准扶贫时代贫困地区巩固脱贫质量,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完善区域与个体双重瞄准的农村发展政策体系、以产业发展驱动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加快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激活农户内生动力及削弱机会不平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一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