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运用勒菲维尔的操纵理论，从历史描写的角度研究我国文学翻译策略演变背后“看不见”的操纵因素。 近几十年来，翻译研究从传统的语言学领域上升到了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从而出现了“文化转向”。由此，文化和翻译之间的密切关系日益受到关注，很多从历史、社会等宏观角度探讨翻译的理论也被应用于翻译研究。而对于直译和意译的争论也演化为对于翻译策略，即异化和归化的辩论。事实上，异化和归化可以被看作直译和意译在文化、政治和诗学层面上的延伸。 从翻译策略来分析，除了五四后的十几年，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整整一百年间，中国的文学翻译大致是以归化为主调。然而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里，异化策略开始受到青睐，两种策略渐渐趋向平衡。 事实上，翻译活动除了受到一些显而易见的因素如原文特点、译者的个人价值观、美学观和风格的影响，也被一些“看不见”的因素左右着。根据勒菲维尔的操纵理论，这其中最主要的操纵因素是意识形态和诗学。这两种因素决定了译者在解决诸如论域和语言表达之类问题时所采用的策略。 基于这些思考，本文作者将中国的文学翻译历史粗略地划分为五个阶段，尝试探究各个时期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以及由此决定的主流意识形态、诗学和论域对于译者选择相应翻译策略的操纵，并以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和策略来进一步证实这些操纵因素的作用。同时，作者也指出了操纵理论存在的局限性，并进一步得出结论：意识形态和诗学确实在较大程度上操纵译者的策略选择，但是这种操纵不是绝对的。因此，在选择翻译策略时，译者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还应该考虑特定历史时期下社会和读者的需要，因为翻译本质上是文化交流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