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的退休制度仍沿用1978年5月2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原则批准,现在仍然有效的《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1978]104号）文件所规定的退休年龄。当时的人口预期寿命不到50岁,如今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口预期寿命已达近80岁。《中国健康与养老报告》显示,到2015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了 2.2亿,且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2015年约16%,预计快速上升到2050年约33%。加之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的严格实施,我国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60年以来,中国每千人出生率已从1963年43.37%下降到2017年12.43%。长此以往,我国必将面临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短缺等问题。因此,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大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即通过小步慢走,每年（每几年）推迟几个月（一年）,逐步推迟到合理的退休年龄。但目前该政策尚未明确具体延迟退休年龄。同时,施行“全面二孩”政策。在缓解劳动力短缺的同时,鼓励生育,提高人口出生率。基于以上背景,本文提出同时研究延迟退休、人口出生率和劳动力供给,以三者内在逻辑构建跨期迭代模型,并着眼于“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壮有所用”的社会愿景,运用门限回归和非随机断点设计分别就延迟退休对人口出生率和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其中门限回归选用2005—2017年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跨期迭代模型分析得出延迟退休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与家庭养老程度有关,故选用家庭养老程度为门限变量、常住人口出生率为被解释变量、城镇老年人工作比例为解释变量进行门限回归。此举是对跨期迭代模型研究的理论扩充,丰富了跨期迭代模型应用思路与延迟退休的理论依据。非随机断点设计选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2015年数据,以退休年龄为驱动变量、退休率和劳动力供给为结果变量,并选择个人与家庭因素、经济条件因素、健康因素三方面共7个驱动因素,对男性和女性分别进行模糊断点回归。结果显示:延迟退休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限效应,当门限变量家庭养老程度低于门限值11.9时,延迟退休会促进人口出生率增长;当门限变量高于门限值时会阻碍人口出生率增长。但从绝对值看,正影响大于负影响。非随机断点设计找到退休率女性55岁和59岁向上跳跃的断点,跳跃幅度分别为20%和15%,驱动因素按驱动程度由小到大排序依次为婚姻状况、社保基金的领取、同住经济独立子女数量、是否与子女有经济往来,但59岁断点各驱动因素的驱动程度均小于55岁;而男性只存在63岁一个向下跳跃的断点,跳跃幅度约为10%,驱动因素按驱动程度由小到大依次为婚姻状况、同住且经济独立子女数量、身体健康、受教育程度、心理健康。劳动力供给存在女性60岁、男性69岁显著向下跳跃的断点,跳跃幅度约为女性10%,男性7%,女性60岁断点的驱动因素按程度由小到大依次为身体健康状况、同住且经济独立子女数量、社保基金领取状况;男性69岁断点的驱动因素影响程度由小到大排序为:同住且经济独立子女数量、领取社保基金、身体健康、受教育程度、心理健康。由于实际退休率显著上升和劳动力供给显著向下跳跃的断点年龄均高于现有的法定退休年龄,故适当延迟退休不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冲击。并针对以上结论提出女性法定退休年龄最长可延迟5年,即60岁;男性法定退休年龄最长可延迟10年,但为避免退休年龄差距太大而引起男性心理落差,延迟到65岁为佳。但应灵活实施政策,考虑工种、家庭结构、区域社会保障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并不断完善医疗体系,持续推进中医医保化进程,发展新型养老模式,创建新型养老院,从而减轻家庭养老程度,解放青壮年劳动力,增加劳动力供给。全文对政府制定渐进式养老政策、促进人口出生率和增加劳动力供给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