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假设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核心的理论假设,这一人性主张被直接或间接地应用在世界各国对公务员的管理当中。但近年来从行为经济学在经济观察和实验研究基础上发现大量个体在其行为活动中并非单纯地考虑自身利益,在一定条件下也会顾及他人、集体或公共的利益,这种亲社会的倾向被称为“社会偏好”。社会偏好在公务员行为管理中存在一定的价值,能够为政府部门绩效带来积极影响。本文运用文献分析、统计分析等方法对公务员行为认知中的两种假定及其对管理的影响进行了理论探究。“经济人”假设认为人天生就是懒惰且趋利的,必须施以一定鞭策并通过物质奖励来驱动,公共选择理论也认为政府部门存在着诸多缺陷,对公务员的评价也偏向消极,而现实中公务员在多种行为失范存在的同时仍然大量存在符合甚至超越各类标准的优秀群体。“经济人”假设下的公务员管理制度是通过简单的物质激励来使个体服从于组织目标,并通过权力对雇员进行严格的控制来抑制和消除公务员个体的种种消极倾向与负面行为。“社会偏好”假设倡导“柔性”激励的管理模式,认为公务员的动机和行为并不是单纯的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还会有一定的公益性考量,在行为上无需严苛的监督和惩戒,激励方式上重点也在于满足公务员的内在需求,提供内在激励。本文在分析了社会偏好的表现后对我国公务员行为中的社会偏好作了理论假设,并在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后验证了社会偏好存在且可以改进公务员工作绩效的假设,并从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工作积极性、约束搭便车行为和降低道德风险四个方面对社会偏好改进公务员管理进行了论述。本文认为社会偏好研究对于我国公务员行为管理存在一定的启示:政府部门应当重视并利用社会偏好的管理价值,提高对社会偏好管理功能的认知,将“经济人”与社会偏好结合互补。在社会偏好的发展发面,应当从培育机制、保护机制和实现机制三个角度来创造有利于社会偏好的组织环境,并塑造与社会偏好相匹配的信任体系,力求在行政过程中实现权力下放,确保在行政过程中实现信息透明、沟通无阻,最大程度地放大社会偏好的有效价值,以期改善政府部门绩效,提升治理效率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