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中“逃逸”的认定一直是刑法理论及司法实务界的难题。对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研究,应抓住“逃逸”的规范保护目的这条主线。我国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交通肇事逃逸行为的相关规定应在“救助被害人”的规范保护目的上来理解。“逃逸”不能作为交通肇事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行为人的“逃逸”行为若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应该以故意杀人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刑法》第133条第一款升格法定刑中“逃逸”的适用,应当以行为人先前的交通肇事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为前提,该款中的“逃逸”实际上是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加重犯。由于《刑法》第133条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质,该条款的适用不应以行为人先前的交通肇事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介入因素往往是判断行为人的逃逸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关键,对此应当重点把握介入因素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作用力大小及异常的程度。“因逃逸致人死亡”中的“人”不应当包括行为人“二次肇事”中的被害人,应当仅限于第一次交通肇事中的被害人。“因逃逸致人死亡”中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结果的主观心理态度只能限于过失。由于我国刑法不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对指使者指使逃逸的行为,不能以交通肇事罪对其进行处罚。关于“指使逃逸”中共犯难题的解决路径,学界中的相关学说并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因此,只能寻求立法上的突破,即通过设立“交通肇事逃逸罪”的方式来解决“指使逃逸”中的共犯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