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诗现象是“寻根文学”的先声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因其自觉将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作为写作的开端,个体情感与民族心理深层结构相对应,带有明显的“寻根”底色。在文本形式上追求史诗、长诗等大部头的诗歌形态,体现了对传统的个人化文学野心。诗歌念兹在兹的文化操演成为批评家们的批判对象,但诗人的生命存在追问与对诗歌本质精神的追求等方面应该得到更充分的讨论。从“文化寻根”诗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来看,这一现象与诸多文学场之间发生了较深切的联系。“文化寻根”诗产生于1980年代初期,在朦胧诗陷入困境之后逐渐在中国西南地区兴起,形成了与“第三代”诗歌交错并进的路径。“文化寻根”诗与朦胧诗在与主流话语的内在共振上、艺术思维的象征体系上具有共通点,差异则是对价值体系的寻找方式上的不同。其与“第三代”诗歌的关系则更为复杂,可以说二者基本是相反相成的,无论是对文化的建构还是反叛,都是他们进入文学场的策略。以民刊和主要诗歌阵地为线索,试图还原出动态交互的状态。对诗人文化身份以及文学资源的考察,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诗歌发展的脉络。作为“汉诗”的一次实践,“文化寻根”诗的古典重构值得注意。从意象建构到古典语词的游戏转变,以及对“造境”传统的继承是“文化寻根”诗的隐在特征。民族神话的个人化想象,重构了民族精神。然而,年轻诗人的生命经验难以承受古老的精神指向,对传统精神的“轻量化”处理也使得诗歌走向了语言的迷宫。基于诸多文本问题的调整,“文化寻根”诗在后期发生了转变。长诗的写作仍然持续着,但已然不再是海子式的史诗追求。走出“史诗”的阴影是后来的诗人所要做的。此外,“文化寻根”诗与寻根小说的发展呈现交错、同构的关系,文章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梳理与辨证。在个体经验与历史文化的整合上,寻根小说作家显然做得更加充分;在文本层面,相对而言寻根小说对文化的阐释更具完整性、多样性与自足性,可以说将寻根诗未解决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