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创作背后涉及到社会、政治、乃至军事等多方面的因素，对这种现象背后种种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原因的探讨是非常有意思，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尤其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诞生的小说《高玉宝》经历了一个从“画稿”到“书稿”的修改过程，并一直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推崇，在国内有七种民族文字出版，仅汉文出版的《高玉宝》就达四百五十万册，并被改编为二十四种连环画，十二种文艺演唱形式及戏曲书籍，并被译成十多种外文，其中《我要读书》和《半夜鸡叫》两篇长期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但另一方面它却受到学术界长期的漠视，不但在文学史专著的叙述中被忽略不计，就是个别的研究文章也是少见。 这种“冰火两重天”态度的背后其实是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寻找答案，比如：培养工农兵作家的动机是什么？工农兵作家主体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小说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及意识形态发挥了怎样的功能？工农兵作家对生活的理解经历了怎样的转变，这种转变又是如何体现在文本的修改中？形式的选择与作家对生活的想象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乡村世俗文化又是如何制约着文本？等等。 本文以建国后工农兵创作背后复杂的意识形态运作为问题意识，用文化研究的方法，从新主体的确立与文本生成两个层面，探讨政治意识形态如何通过诉苦与识字运动塑造出新的意识形态所期待的新主体，以及新的意识形态的话语逻辑又是如何主导小说《高玉宝》的修改，以此考察建国后工农兵作家培养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和文化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