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基金会是我国社会组织的重要构成部分。截止2019年12月31日,全国公益基金会数量达到7856家,总资产达超过1500亿元。公益基金会已经成为接受社会捐赠资源的重要主体,其话语权、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伴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政社关系调整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公益事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与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公益基金会治理逐步走向规范化,并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引起社会各界对公益基金会功能和价值的认同。与此同时,近年来公益基金会也陷入群体规模迅速扩张与治理“内卷化”、公信力危机的悖论。再加上现代信息技术既为公益基金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也打破了信息垄断、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传递效率低下的信息传播格局。由此,公益基金会运行效率实现的机制、治理能力、运行效率如何,以及其是否能够高效配置公益资源、完成公益使命成为利益相关者关注的核心话题。本研究尝试立足于公益基金会迅猛发展及新公益生态背景,探索中国公益基金会运行效率实现的多元机制、测算其运行效率、检验影响效率的因素,从而提出优化中国公益基金会运行效率的策略。在系统回顾国内外关于公益基金会治理、效率和绩效评估、影响其效率与绩效的因素等研究基础上,归纳多中心治理与第三方治理、公司治理理论、场域理论、效率（绩效）评价的相关理论内容为理论基础。而后从理论视角转向“现实实践”,按照“基本知识与发展历史、认知现在”的思路,归纳中国公益基金会的基础知识、发展历史与现状特征,以及公益3.0时代呈现的新趋势、新场景、新生态以及面临的现实困境。借鉴场域理论,归纳出中国公益基金会运行场域的特征。组织的运行机制是公益基金会效率产生和提高的支撑条件。聚焦于公益基金会运行的微观层面,本研究从公益基金会运行的深层次动力维度归纳出其运行的内源与外源动力要素,探析内外源动力的互动机制。并基于公益资源视角将公益基金会运行的资源流动机制归纳为公益资源输入与配置机制。而后,遵循公益基金会内部治理保障与外部联动发展的“两条线”,推导出控制权衡机制、公开透明机制、内外部监督机制、激励机制,以及组织品牌塑造机制、投资发展机制、竞争机制、行业合作机制。继而,实证评价中国公益基金会的运行效率。本研究在明确效率评价的价值导向、基本思路基础上,依据公益资源“输入-管理和配置-产出”的逻辑,构建了集合“筹资效率”、“管理效率”、“服务效率”、“社会影响力”的综合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并选择熵权法来确定评价指标的信息熵和权重。而后将熵权法和Topsis方法相结合,测算民政部登记的180家全国性公益基金会的效率指数。实证得出大部分公益基金会的运作效率相对较低且效率不均衡;整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效率梯队,绝大多数公益基金会的效率指数处在第二和第三效率梯队上,每个梯队数量和效率呈现典型的异质性。同时,官办公益基金会的运行效率＞高校型公益基金会＞民办公益基金会的运行效率。探究影响公益基金会运行效率的因素是从深层次挖掘其运行规律和提升组织治理效率的必要环节。本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了理论框架,提出了假设性影响因素和理论假设。以公益基金会的效率指数为因变量,以理事会治理、监事会治理、人力资源管理、政府支持度等为自变量,以组织类型、组织年龄和组织规模为调控变量,建立了公益基金会运行效率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采用Tobit回归模型,通过双变量相关性分析、VIF系数分析和基准回归结果验证相关假设,得出理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政府认可度、组织性质与公益基金会运行效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执行层人力资源规模、政府支持度、社会公众支持度、行业性平台的信息披露质量、审计机构的外部审计质量、组织年龄与组织规模会显著正向影响其运行效率。根据公益基金会运行的“历史”与“当下”的现实情境,在系统剖析其运行场域基础上,探析公益基金会运行效率实现的机制、测算运行效率和验证影响效率的因素。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遵循组织治理、政治因素、行业发展、市场机制、技术支持的思路,提出要通过构建科学的公益基金会治理体系、持续营造良性制度环境、形塑可持续的公益基金会行业生态链、推动链接商业社群的新公益模式、发挥“互联网+公益”的驱动功能来优化中国公益基金会的运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