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证券虚假陈述赔偿责任体系中,虚假陈述揭露日的认定,关系着原告资格确定、胜诉权和损失赔偿等相关权益,对于投资者利益息息相关的。但揭露日的认定在理论界却是争议最多的焦点问题,也是当前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原因在于我国法律规范对揭露日认定的规定过于简单,司法实践缺乏统一的指导。在现行法律规范上,首先,司法解释及审判指导文件对揭露日认定的规定过于笼统,不能为审判指导提供详细的指引;其次,目前的“虚假陈述所掩盖的事实真相能一次性被全面揭示|”的规则设计过于理想主义,难以用于指导面对复杂、多样事实的司法实践。实践中,虚假陈述被揭露的过程往往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可能存在多个主体、多个来源、多途径披露,存在涉及真相或警示意义的多个可能“揭示时间点”。通过对近三年虚假陈述赔偿案件判例的检索与统计分析,72%案件中当事人对揭露日的认定均持不同意见,争议率极大。法院通常采用备选揭露时间点构成要素符合程度的比较来确认揭露日,但因对揭露日认定所持理论观点的不同,导致在揭露时间的首次性标准、揭露信息的确定性标准、全国媒体的认定以及揭露信息的警示性标准等要素上认识不统一,裁判结果各异。司法解释与实践脱节以及司法实践缺乏统一理论是虚假陈述认定困难、裁判标准不统一的根源性问题。结合理论与司法实践,可以从揭露信息的相关性、公开性、警示性、首次性标准四个角度对揭露日进行判断。揭露信息应至少能够表明公司存在虚假陈述行为,并被市场实际知悉。在当今开放性的网络数字化信息传播形势下,可以“全国范围内公众可以广泛获知”的效果导向取代“全国范围内发行或者国家级媒体”等媒体地位先决条件。警示作用是虚假陈述揭露的目的,揭露信息能指向虚假陈述,具有可信赖度,能让人相信为真才是具有警示性的基本要求,揭露日后股价的异常波动应为揭露行为具有警示性的佐证因素。“首次性标准”应重在“新信息”的首次揭露,每一个首次公开的新的揭露信息,在同时具备揭露日的其他条件的情形下,都应认定为揭露日,以此可以解决多次部分揭露的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