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试图在各个方面有所作为，在教育领域一改以往放任主义的策略，通过各种方式加强对教育的控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大专院校进行的整顿，对大学学科设置的调整，就是国民政府对大学教育进行行政干预的重要表现。民国以来，实科教育一直是教育主管部门提倡的对象。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继续重视并支持实科的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实施的效果并不明显。为了应对九一八以来不断深重的民族危机以及不断显现的大学生失业等社会问题，陈果夫提出了《改革教育初步方案》。针对这一方案提出的缘由以及意义，陈果夫多次作出了解释。南京国民政府其他的政府官员也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尽管在表述方面有所区别，但实质上都是赞同陈果夫的主张。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政府出台了“重实轻文”的教育政策，极力支持实科发展，抑制文法科，并采取了种种具体的措施推行。　　南京国民政府的教育政策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是否应当“抑文重实”成为当时争论的焦点。政府与知识分子各执一词，就大学的使命、大学生失业等社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在20世纪30年代，教育与救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当时科学技术、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尤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时刻，大学教育承担着培养人才、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虽然在当时的状况下，培养大量专家以为实用，是十分现实而迫切的任务。然而，众多社会人士也并没有丧失对大学教育的理性认识。尽管知识分子内部也因为教育理念及立场的差异，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论调，但更多的知识分子基于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术、培养社会上健全与有用的人的地方;文法科并不是一无是处，它不仅可以满足个人求知的欲望还对国家民族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学生的失业问题并不是单纯因为文法科学生过多引起的，而是政府、社会、学校、学生个人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他们对政府的教育政策提出质疑的同时还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另有少数的知识分子站在了政府一边，提出了与政府基本相同的论调，在某些观点上甚至比国民政府更激进。　　大学教育政策的实施与大学内部的贯彻执行密不可分，政治权力与大学内部的学术权力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政府教育政策的实施程度，也关系到大学精神的独立程度。大学校长为了保证学校的长远发展，竭力在政府行政干预与自身教育理念之间寻求妥协，对于政府的教育政策采取灵活的应对策略。当教育部重视实科、限制文法科的政策下达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利用政府重视实科的有利时机，扩充了实科院系。在发展实科的同时，这些大学并没有限制文法科的发展，教学、科研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此过程中，大学教师群体的支持对学校内部政策的贯彻执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大都有国外留学背景，在对中西方教育观念整合的过程中，接受了通识教育理念，这集中表现在了他们具体的论著当中。正是基于共同的通识教育理念，使得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并非只有文法科教授，还包括一些实科类的。在国民政府整顿院系、调整大学学科设置过程中，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改为专科、女子文理学院各系被裁撤，整个学校遭受重大损失。为此，在教育部下达法商学院合并的命令之后，学校师生掀起了抵制风潮。尽管抵制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但却保留了一部分积极的成果，彰显了大学追求学术独立，与强权抗争的不懈努力。在社会舆论与大学内部学术权力的联合抵制下，南京国民政府最终更正了过于极端的教育政策，对文法科的限制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