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本程式论——主要以影视文本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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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种与当代大工业生产密切相关,并且以工业方式大批量生产、复制消费性文化商品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崛起。之后,它的不断高涨与繁盛,逐渐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与研究。然而,无论是国外、国内的大众文化研究,多数著述主要着力的是大众文化的“政治”性研究,揭示的基本都是文化中的高雅与庸俗、宣传与接受、霸权与抵抗之间的“敌对”斗争,而研究的最终目的也几乎都在于达成对文化霸权或强势话语的解构。这样的大众文化研究,往往对大众文化中的作品或大众文本缺乏或不屑于关注。这种观念影响甚大,已经构成了大众文化研究中新的话语霸权。本文以为,大众文本不仅在大众文化中的地位极为重要,具有前提性和核心作用,而且,大众文本上百年来的巨大发展成就,使其在创作、传播、发行与接受等方面,都已然形成了一整套规范化的发生、构成与运作方式。这套方式在大众文本的实际操作中广泛存在,但理论界却很少对其做过认真而深入的理论关注与总结。实践已经向理论提出了要求,在急切呼唤大众文本理论的生长。  大众文本,是指现代社会文化工业生产出来、拥有大批量消费者并兼备标准化与创新性特点的文本。这样的文本,即约翰·费斯克所谓的“被大众选择”、“能变成大众文化的文本”。它不仅会以大众文学作品的面貌现身于世,也会以影视剧、流行歌曲、街头舞蹈、广告、时装等形式粉墨登场。它的具体表现形态多样,可供研究的理论范畴也有很多,本文只就大众文本的核心理论范畴——程式,进行较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挖掘。  大众文本的“程式”,具有两层涵义:一是作为常规语用上的、与“因袭”同义的内涵;二是作为大众文本所特有的文本特点的涵义,即一种因袭与创新兼具而因袭占据主要地位的文本素质。本篇论文中经常出现的“程式”一词,主要指后一种涵义,但有时也会作为习语加以应用。大众文本的“程式”概念与“类型”有区别,它是一个包容性很强、涵盖面很宽的概念。凡是与大众文本相关联的具有明显的因袭性、标准化特性的成分、事物、制度与活动,就都可以被纳入到大众文本程式的阵营中。而“类型”则主要用来指称大众文本之间、与具体作品紧密相连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可以是相类似的文本族群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可以是相异文本族群之间的关系。二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在一定的意义上,大众文本的程式是“源”,类型是“流”。“源”具有普适性,“流”兼容时代、历史、文化特性。大众文本的程式具有模式化叙事、符号性语言和生产者式文本等特征。  大众文本的程式大体存在着一个从“配方程式”到“程式配方”、再到“配方程式”的历史发展过程。配方程式,是指已经发展成熟了的各类大众文本的经典程式,这些程式在文本中常常体现为叙事方式、形象配置及表现手法等方面一系列因素的相对稳定的搭配。这种搭配在一组或一群大众文本中反复、频繁出现,从而成为一种能够被广泛、迅速识别的程式体系。大众文本的配方程式往往是精英文本结构的延伸,是古斯塔夫·弗莱塔格总结的倒V字形古典戏剧模式的翻版。它具有故事性、原型性、主导和权威性等特点。  所谓“程式配方”,就是打破原有配方程式,然后对各种程式以及精英文本中的构件随心所欲地加以拣用,然后用新的配方重新加以组织、合成的文本程式。概念中的“程式”指原有的配方程式,而“配方”指将原来的配方程式打乱之后重新进行的组合或合成方法。“程式配方”的搭配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拼贴,二是戏仿。拼贴是在新编故事的基础上,对多种配方程式的构件或因素进行“引经据典”,以达成“程式配方”结构的表现方式;戏仿,则主要是对特定作品或特定故事的滑稽模仿。斑驳陆离的杂色,是“程式配方”大众文本的基调。  从配方程式到程式配方、再到新的配方程式的大众文本发展过程,其实又体现为从类型文本到反类型文本、再到更高层次的类型文本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大众文本的类型化之路。  大众文本程式在具体作品里往往表现为两种基本的结构形态:故事型结构与“无厘头”型结构。故事型结构,是指以“讲故事”为文本核心和主干的结构形式,主要由文本情节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前后关联的“细节”或“功能”组合而成。与叙事性精英文本重视故事的情节化展示不同,它重视的是情节的故事化展示。包括开场、展示、高潮、逆转、结局等环节的戏剧性情节形式,是故事型结构的“经典模式”。同时,“经典模式”还有许多变体,只是这些变体不是对经典模式的颠覆,而只限于对经典模式的部分或个别构成因素进行改动。  “无厘头”型结构的经典表现是,从多方面模仿、移植精英文本或故事型大众文本的故事、情节及其它表现因素,然后进行拼贴、戏拟、反写或改编,以达到一种破坏秩序、解构正统的语义,文风上肆意狂欢、嬉笑怒骂、玩世不恭,是一种“戏说”加“程式配方”的文本结构形式。它的叙述模式主要由变异的经典情节模式、庸常的小人物形象、拼贴性的“程式配方”结构、“戏说”式的文本风格、荒诞的情节处理、调侃的语言形式、夸张的外部动作等构成因素而组成,并产生了其鲜明的互文性、“复调”性和“解构”性等文本特点。“无厘头”大众文本虽然主要出现在后现代社会,但同样有着极深的历史根性。  大众文本的类型是给与一种表达可能性以特定意义的媒介。它在意义传达过程中具有传递性、空洞性等独特性质。即一种大众文本类型的特定意义,在类型自身确立的时候就由那个使得该类型成功的“名噪一时”的作品所基本奠定了,此后的该类型的大众文本,就大致沿袭原有的意义指向,成为其规定意义的重复者。因而绝大多数大众文本作品,在意义生成方面会呈现出一种了无新意的“空洞”状态,只表现出传递功能。大众文本传达的意义通常有两个层面:显在层面,是一种可直接感触到的、以普遍价值寻求为代表的文本“内容”;隐含层面,则是一种有意无意在精神上试图操控大众的意识形态宣扬。另外,在一些优秀的大众文本中,还存在着更为深层的人生、历史哲理思索。因此,大众文本具有由普遍价值观念、现实喻指意义、意识形态内容和深层哲理性寓意等元素构成的立体性、复杂化的意义结构。  大众文本的作者是“程式中的作者”或“类型中的作者”,即运用程式、类型来进行艺术创新的文本创作者。但这里的创新,是一种“在程式中出新”或“在类型中出新”,即在经典程式规则的框架里所作的部分更新,是一种程式或类型的改良,而非革命性的颠覆。大众文本的个性是一种类型的独特性,大众文本的创新就是“类型”的创新。类型在不断的生产之中,大众文本的创新也就在不断地体现出来。一个类型“开风气”的成功作品与代表这一类型的经典之作最具创新性,而众多这样的作品就串起了大众文本程式的一条特殊的创新链。总之,“创新”与“个性”,也是大众文本程式的题中应有之义。  大众文本的程式与类型,是文化产业中文化产品的生产标准与质量规范。而这种生产标准与质量规范的存在,使得大众文本的生产呈现出一种配方式生产方式,即一种根据大众文本的“配方程式”或“程式配方”等各种产品规范所进行的标准化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首先体现为以多人与多次作业为特征的流水线式生产过程。从这条生产线上下来的大众文化产品,往往带有流水作业的诸多特点;其次,大众文本的生产毕竟是一种特别的文化生产,这种生产介乎于精神文化生产与物质文化生产之间,既具有物质性又具有精神性。因而程式或类型作为产品模型,之于大众文化产品,只是一个主要框架或基本结构,它并不排斥变化和创新;第三,奇观盛景构成了大众文本的商业化符号。这些符号,是大众文本以其优势建立起来的、以保证“控制”住巨量的受众和获得高额利润的商业运作手段。大众文本,作为文化产业的生产产品,商品化、商业化是必然的、应当的,但过度商品化、商业化,就会损害到文化产品本身的艺术质量,进而损害到文化产业的发展。  有不少大众文本已经或正在被“经典”化,这种现象的发生,实质上是作为文本接受者的大众、专家学者以及现代社会多元化语境共同“协商”的结果。现代社会的“经典”,已经成为“收藏”一切文本“发明”的“仓库”,用以保存各种文本的“技巧范例”,和反映人类各种“智慧的模式”。但即便是如此,目前不少情况下大众文本的“经典”化,仍然是用精英文本衡量尺度在“拔高”大众文本的前提下所促成的,而非真正将大众文本视作一种不可替代的文本种类予以认同和收藏。事实上,当代文化的发展和文本的变化,正越来越呼唤着新的文化与文本的探讨与评价方式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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