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建设不断取得成就的法宝，金融领域的改革尤为重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也是党和国家目前确定的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任务。金融体制改革，核心是对金融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党的十九大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政府配置资源为辅，对资源的配置方式进行了定性，同时也是对金融资源配置方式的定性。以市场为主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并非万能，由于金融市场存在的假设条件在现实中较难实现，市场有时发生失灵，金融资源错配成为一种正常现象。因而，通过政府配置金融资源也就变得尤为重要。政府配置金融资源存在时期效应和市场条件效应，在不同时期、不同市场条件下，政府配置金融资源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如不加以区分，就会导致政府配置金融资源的无效，引发金融资源错配。如何缓解金融资源错配，优化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提升配置效率，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采用了多种方法研究金融资源错配问题。采取归纳法和逻辑演绎法分析理论基础，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市场与政府对金融资源错配的影响以及金融资源错配对宏微观经济的影响，最后从规范的角度提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举措。论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证明市场配置金融资源有效但并非万能，政府配置在特定时期、特定市场条件下也能发挥作用，但单纯依靠政府对金融资源进行配置并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因此需要打破政府对金融资源配置权的控制，确立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主体地位，强化依据产权配置金融资源的机制，发挥政府调节金融资源配置的作用，才能达到金融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状态。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将金融资源分为生产性金融资源和服务性金融资源并进行量化，在全口径金融资源基础上实证研究金融资源错配问题；用市场化指数、财政压力和国有经济比重分别对政府、市场配置金融资源分别进行量化，研究金融资源错配的形成根源；提出搭建政府和市场协同配置金融资源的机制解决我国金融资源错配的问题。本文的不足之处主要是对服务性金融资源的量化程度有限，尤其是对金融制度中的金融规章制度的量化程度不足，实证部分采用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的数据较为陈旧，对最近年度金融资源错配的影响反应程度有限。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
　　（1）论文在对金融资源错配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定性分析了金融资源错配的形成机理，并重点研究了基于地区层面和基层微观企业层面的金融资源错配测度方法，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测算框架。政府配置金融资源存在时期效应和市场条件效应，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配置金融资源比较低效，但政府的配置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市场经济时期，市场决定金融资源配置，政府配置导致金融资源错配；在卖方市场条件下，市场难以发挥作用，政府干预可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作用，政府干预引发金融资源错配。市场配置金融资源是供求、价格、竞争和风险机制调配金融资源配置权的过程，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公共物品以及垄断现象的存在，有效市场的六项假设难以实现，金融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有时会出现失灵，现实中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只是一种理想状态。
　　（2）论文在构建的基于地区整体层面的金融资源错配测算框架基础上，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法（SFA）测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实证研究了市场化和政府干预对我国整体性金融资源错配、服务性金融资源错配和生产性金融资源错配的影响，最后通过分东西部地区和不同时间段分样本回归方法探讨了制度环境、外生冲击对金融资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市自治区金融资源错配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但东西部地区2008年和2012年金融资源错配程度突然大幅提升；中部地区的金融资源错配程度最高，东部地区的金融资源错配程度最低。提高市场化水平有利于缓解金融资源错配，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作用由高到低依次为总体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服务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性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财政压力显著增强了金融资源错配，尤其是对于服务性金融资源错配的影响，地区国有经济比重对金融资源错配具有加剧作用，但并不显著；市场化可以通过缓解财政压力导致的金融资源错配而对我国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改善；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对金融资源错配的矫正能力显著大于东部；东部地区政府财政压力以及财政压力与市场化交互项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但西部地区显著为正。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后，市场化水平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大幅提高，而财政压力对金融资源错配的影响效应大幅减小；市场化程度对财政压力导致金融资源错配的缓解作用提升。
　　（3）论文运用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8—2016年的经济金融面板数据构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anel-VAR），并依次进行了面板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随后选择最优的滞后阶数并在模型稳定性检验的基础之上，对面板VAR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得出金融资源错配与宏观经济的短期动态关系；最后绘制脉冲响应函数图形以研究变量的单位冲击如何影响金融资源错配，并使用方差分解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发现各个变量的贡献程度和因果关系。研究发现：总体金融资源错配程度的提升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效应”；服务性金融资源的错配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不存在负向效应，但在长期对经济增长产生微弱的不利影响；生产性金融资源错配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同样不存在负向效应，但长期内会抑制经济的持续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对经济增长率显著为正；投资对于经济的拉动作用在逐渐变弱；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暂时的，长期来看，政府支出会抑制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影响。
　　（4）论文以我国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为基础，基于HK框架，测算了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两位数行业以及经济区与行业交叉效应的所有制间生产性金融资源错配程度，并利用面板模型检验了服务性金融资源分布对所有制间生产性金融资源错配的线性影响和非线性影响，最后，通过分样本回归检验了金融制度对服务型金融资源与生产性金融资源关系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我国行业整体所有制间的金融资源错配程度自1998年以来呈下降趋势，东部沿海经济区和大西北综合经济区的金融资源错配程度同样较低，但行业分布差异明显；服务性金融资源分布对所有制间生产性金融资源错配的影响具有“倒U”型特征；在我国以国有金融机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下，在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的阶段，企业主要通过大型国有金融机构获取金融资源，这时候中小企业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融资约束，国有企业在金融资源竞争中的绝对优势加剧了金融资源错配，而随着金融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多样化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涌现，强化了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主导性作用，使得金融规模对所有制间生产性金融资源错配的抑制作用逐步增强；服务性金融资源对所有制间生产性金融资源错配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
　　（5）论文在前述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上，具体分析优化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举措。研究认为，我国需要建立政府与市场协同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将政府与市场配置机制结合，建立市场配置为主，政府配置为辅的金融资源配置机制，通过充分发挥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作用，更好实现政府调节干预的目的；提升政府配置金融资源效率，需要取消金融资源配置政府管制，进行适度的金融资源配置政府干预，构建高效的金融制度，以达到政府配置机制下金融资源的高效利用；改进金融资源市场配置机制需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金融产权制度改革，建立金融资源配置的风险规避和分担机制，推进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市场建设，最终达到市场高效配置金融资源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