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把卞之琳抗战前期的旅程与文学作为一个充满矛盾的整体来研究，并主要聚焦于他的延安和前方之行与一系列相关写作。在第一章，本文揭示和分析了卞之琳的在前方看“风景”的主体性及其症候。在第二章，本文将《慰劳信集》的诗歌形式问题作为旅程的一项潜在“内容”来进行历史解读。在第三章，本文考察了卞之琳不同文体中的抗战书写，认为他的旅程/文学发生在历史的“道旁”，同时构成了一段“道旁”的历史。通过这些探讨和质询，卞之琳的旅程/文学，作为一种“圆圈式”或“螺旋式”的人生轨迹，被还原为一系列的紧张、冲突乃至危机。这既是卞之琳旅程/文学的异质性、特殊性，也构成了某种问题性。最后，旅程/文学是抗战文学史的一个重要命题，在其中，战时卞之琳既是一个旅行个案，又是一种文学实践，并以他的“辩证法”提示了文学性和历史性之间的复杂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