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投资者挑选条约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由此导致的问题也较为突出。一方面,东道国需要应对原本不具备资格的投资者提起的投资仲裁,并可能最终承担巨额的经济赔偿;另一方面,投资者挑选条约往往针对东道国的公共政策,严重影响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计划和对外资的管制权。作为对投资者提起的投资仲裁有管辖裁定权的仲裁庭通过裁判解释给出解决方案,即在国籍表征的基础上区分合法挑选与条约滥用,进而决定是否予以管辖。问题在于仲裁庭给出的解释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标准,未能很好地平衡投资保护和东道国管制权之间的关系,甚至引起投资仲裁机制本身的合法性危机。这就需要我们对投资者挑选条约行为进行细致的分析,厘清这一行为的过程并探究问题的根源。事实上,挑选条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管辖权阶段的争议只是问题的集中显现。从投资条约对投资者的定义的,到投资者为挑选条约所做的准备行为,再到条约中利益拒绝条款的适用,及至最后仲裁庭对相关条款和因素的解释,所有这些阶段紧密联系构成了挑选条约的整个过程。并且整个过程存在的基础是当前的投资仲裁机制,这就需要进一步探究当前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面临的问题,以找到应对挑选条约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或者规制挑选条约的不同途径。第一章介绍了挑选条约的基本内涵和投资者挑选条约的几种方式。在国际投资仲裁中,投资者挑选条约的行为引起了滥诉的质疑,主要表现为挑选行为对投资协定根本目的的违反和挑选行为减损投资协定改革的效用。仲裁庭在回应东道国提出的管辖权异议时,主要是将挑选条约的行为区分为合法挑选和条约滥用,对于前者予以管辖,对于后者则拒绝管辖。第二章详细论述了仲裁庭对于投资者挑选条约的区分标准,结合以ICSID为主的仲裁机构所作出的相关裁决案例为依据,梳理分析后归纳出判断合法挑选与条约滥用的考量因素。仲裁庭应对投资者挑选条约的此种方案,虽能为该类问题提供相对清晰的指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二:其一是标准本身不一致性的问题,仲裁庭在类似案件中裁决结果不一致的问题较为突出;其二是仲裁庭倾向于以促进国际投资为由保护投资者的问题,缺乏对东道国公共政策制定权的维护,没有很好地平衡促进国际投资和东道国管制权的关系。这些问题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使得现行投资仲裁机制陷入了“正当性危机”。第三章分析了当前国际社会对挑选条约行为规制的实践,可分为条约途径和ISDS机制改革途径。一方面,通过条约途径对挑选条约进行规制的措施主要包括:限定“投资”及“投资者”的定义、订入利益拒绝条款、限定最惠国待遇条款的适用范围等。另一方面,ISDS机制改革主要可区分为两个角度,其一是对现行以ICSID为主的投资仲裁机制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造,例如构建仲裁的上诉机制;其二是创设新的ISDS机制,例如欧盟正在通过投资协定谈判推行的国际投资法庭方案。第四章对我国投资条约现状和所涉投资争端案件进行概括分析,指出我国可能面临的投资者挑选条约风险,认为我国有必要采取规制措施。规制的途径主要应考虑两个方面,即投资条约的完善和积极参与ISDS机制改革。我国投资条约的完善应建立在缔约实践和当前投资环境分析的基础上,并参考新一轮国际投资协定的做法。在ISDS机制的改革问题上,结合我国当前面临的复杂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应当继续坚持推动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