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合丛谈》(Shanghae Serial)创刊于1857年,是上海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期刊。由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艾约瑟(Josep Edkins,1823-1905)和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共同主笔,由墨海书馆(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的佣书王韬(1828—1897)、李善兰(1810—1882)等人协助润色并参与编纂。调阅了《六合丛谈》共计15期的原始期刊,目的在于廓清在晚清社会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六合丛谈》的媒介组织者伦敦传道会和墨海书馆对于这份期刊的实际影响,以及中西士在合作办刊的佣书制度下,期刊采用的和合策略如何影响了期刊的内容传播。在对内容进行梳理的过程中,着重研究两方面内容：一是期刊传播了哪些类别的科技知识,以及在西学东渐背景下,这些科技知识对晚清科学家的启迪与对中国科技发展所做的贡献；二是期刊刊登了哪些具体的新闻内容,以及贯穿在新闻的选择、编辑与报道的过程中,编辑采取的新闻传播策略对于期刊本身及整个新闻事业的影响。伦敦传道会通过对墨海书馆的资金支持以及对传教士编辑的人事管理,从性质上对于《六合丛谈》作了明确限定,即《六合丛谈》从创刊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深刻的教会烙印。伟烈亚力等人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创办《六合丛谈》的根本目的是宣传教义,因此不论刊载的内容是科技知识还是奇闻轶事,最终的落脚点无不在宗教上。传教士期刊一贯采用的和合策略,被《六合丛谈》的编辑者继承采用,他们在附会孔孟宣传基督的同时,表现出了一些与以往宗教期刊的不同之处,即充分考虑读者需要的编辑理念比以往的传教士期刊都更为彰显。然而,直接影响着《六合丛谈》的期刊形态与传播内容的,则是在墨海书馆工作的英国传教士及中国佣书。他们在墨海书馆合作多年,在西书翻译的过程中彼此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与工作默契,墨海书馆作为由伦敦传道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家近代印刷所,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新式的印刷设备,而且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起到了桥头堡作用。《六合丛谈》出版的1857-1858年正是英国传教士与中国佣书大量翻译西书的时期,这些中国士子大都赋有才华但屡试不第,经他们润饰的文章较早期传教士期刊更为文辞优美。这一时期的佣书制度已经完全超越早期“西士口述中士笔录”的简单形式,王韬、李善兰、韩应阶(?—1860)、蒋敦复(1808—1867)等人在墨海书馆的工作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对期刊语言信手涂抹,在《六合丛谈》的编辑出版过程中,他们直接参与到期刊的实际编辑工作中去,同时扮演了佣书、编辑与作者的多重角色。《六合丛谈》不仅以多种形式宣传教义,而且设置专栏传播西学科技与新闻近事。这些西学内容都由期刊编辑专门编写,而不像以往传教士期刊仅仅是摘录现有书籍,这些文章使《六合丛谈》在内容上更具原创性。这些科学知识具有相对严密的理论性与体系性,不仅开阔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影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而且随着期刊传入日本,为日本带去了近代期刊的媒介形式,并为明治维新作了科学知识上的准备。在新闻近事的编写过程中,《六合丛谈》培养了中国自己的新闻人才,新闻的栏目设置与近事新闻理念开启了新闻生产的专业化进程,这对国人自办报刊的产生具有发轫之功。《六合丛谈》以和合观念为指导的编辑策略,启发了新闻媒体的受众视角,以期刊已连载内容为底本成书出版的二次传播,不仅使期刊形成有效的二次传播而且进一步扩大了期刊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