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人类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引领这场变革的主角之一正是大数据。大数据具有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正迅速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对大数据的研究和讨论成为了学界和实务界热点。人们享受着大数据带来的便利同时理应思考大数据引发的风险,如大数据给我国的经济生活和现行法律制度带来的挑战。由于缺乏对大数据这一要素足够清晰和统一的认识,大数据参与的不正当竞争案件越来越多。这类纠纷暴露出当前人们对大数据的认识程度尚浅和司法中裁判标准不一等问题。因此,本文将大数据不正当竞争的理论知识和司法现状结合来进行反思,全文分为以下四大部分。文章第一部分是基本问题概述,综合把握大数据不正当竞争首先需要对大数据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了解大数据的基本概念和分类,通过对大数据的分类明白大数据存在多元应用场景,再总结三个特别典型的大数据不正当竞争形式来更加清楚地认识这种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表现形式。近些年来频发的大数据纠纷表明了大数据于市场竞争而言具有双面性。笔者认为,大数据强大的经济价值和精准的预测价值将会冲击现有的商业竞争格局,改变现有的商业模式,对竞争秩序产生影响。大数据自身的反竞争属性将会带来明显的负面效果,这种负面的影响既可以作用到消费者个人身上,也可以深刻影响经营者。因此,竞争法需要率先对大数据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做出回应。文章第二部分详细论证为什么要干预以及怎么规制大数据不正当竞争这一消极行为,也就是规制大数据的法律路径选择。首先阐述大数据不正当竞争行为带来的三方面消极影响,从消费者个人、经营者和社会三角度进行描述,再进一步分析保护这些主体权益的重要性。需要强调的是,消费者在互联网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以互联网中用户为代表的个人信息类大数据成为企业之间竞相争夺的重要资产。并且,在数字红利的推动下,大数据滥用问题给企业数据安全也造成了现实的困难。这一切表明规制大数据不正当竞争已经刻不容缓。然而,民法对于规制大数据竞争显得力不从心,知识产权法也不能全方位将大数据纳为其保护客体之中。相比之下《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行为法属性以及法益保护属性天然地具有优势。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样存在着不足之处,笔者将这种不足放在对第二条和第十二条的分析之中,这两个条款也是实践中法官在裁判大数据不正当竞争案件中主要使用的两个条款。文章第三部分通过两个经典案例导入目前的司法裁判现状,提炼出当前的司法裁判要点,然后对其进行反思,为后续的司法路径优化作铺垫。笔者借助两个十分经典的大数据竞争案例来确定司法争议焦点,在认真研读法院判决书的基础之上,对焦点进行学理梳理,对大数据竞争关系、竞争行为正当性和竞争损害确定标准作出自己的理解,最终完成对司法裁判要点的归纳。通过检视要点,可以发现当前审裁理念中仍存有传统的以私法逻辑为基础的落后之处,法官在判断行为正当性标准中出现了对商业道德的多重理解,加之新修订的第十二条出现了立法理念的偏失,导致了该条在实践中并没有实现与第二条的良好互动,未降低法官援引第二条的频率。并且,由于对竞争关系的认识存在偏误导致了在判决书中很少能够看到完整详细的有关消费者个人数据权益的论证或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阐述,即便提到也缺少实质性思考,影响着《反不正当竞争法》立法目的的实现。文章第四部分是基于前三章的内容而提出的关于如何优化司法路径的建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优化的核心思路是在谦抑审慎的原则之上继续发挥一般条款的作用,与此同时带有行为法性质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决定了在加强行为客观性评价的基础之上弱化对竞争对手之间竞争关系的考量,更多地关心行为带来的市场竞争效果影响以及对整个产业未来发展的影响之上。同时,平台经济之下的用户个人也在消费者的范畴之内,尽管他们并不直接参与到竞争的过程,但其作为第三方同样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对象,消费者个人在大数据市场竞争的博弈中遭受的损害具有隐蔽性,其受损结果不易及时发觉。所以,未来优化的多元进路是司法机关通过三位一体的审裁思路综合考量不同主体的利益,在经营者、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有效地架起桥梁,做到既有序规制大数据领域的不正当竞争又切实保障各方利益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