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杂志》是20世纪二十年代旧派文学“中兴期”的代表性期刊之一,其前身是施济群于1921年1月创办的杂志《新声》,出满100期后更名为《红玫瑰》继续发行,终刊于1931年1月。从1921年到1931年,杂志虽两番更名,却在创刊宗旨、文学旨趣上一脉相承,故可作为一个整体考量。十年办刊历程中,《红杂志》既保留了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创作传统,又因根植于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化土壤中而衍生出新的创作元素和文本内涵。然而,目前研究界对于《红杂志》的探讨多集中于外部研究和一些描述性介绍。事实上,《红杂志》的产生在时间的横轴上介于传统观念淡化、现代观念形成之间,在空间的纵轴上与其所处的上海现代都市环境紧密相关。对《红杂志》的考察可以从时间节点上生发出旧派文人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观念转型的研究视角,或是从空间节点上将“都市与作为现代媒介的期刊杂志的互动关系”视为独立的现象进行研究。介于以上二者间很难截然分开和正是在时代变革与新兴都市的崛起中,期刊作家开始重新审视自身与环境、传统文化的关系这一原因,本文将立足都市空间的角度理解《红杂志》写作的现代性意义。无论是战争阴霾中的上海、开埠后的上海,还是工业化运动背景下的上海、声光化电映衬中的上海,《红杂志》所面对的空间注定是一个复杂而又特殊的存在。这首先表现为《红杂志》中的“重现代性”书写。它打破以往研究界以“消闲趣味”对杂志做出的简单化界定,在对现代性的空间意义的强调中,表达旧派文人对战争带来的空间破坏性的控斥与恐惧。此外,现代性“器物”影响下,都市下层百姓的生活情感体验,也将在本文的第一章予以详细论述。其次,作为现代媒介的通俗期刊,离不开对都市消费空间和市民心理的把握,这是通俗期刊的共识。就《红杂志》而言,它的“亲民”主要源自杂志的“轻现代性”展示。这部分文字,既与第一部分“重现代性”内容相互映照,又体现了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市民阶层压抑的情感白日梦、隐匿的欲望和苦闷。这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得到论述。第三,都市情感作为现代特有的一种生存方式,既体现了都市进程加快后两性交往的新表征,又承载了作家面对世俗伦理失序所隐含的忧虑与思考。如果说前两部分是作家面对都市“现代性”的“若有所思”,那么本文的第三部分将通过作家试图在传统记忆中寻找减轻都市焦虑的良药这一举措,来说明期刊写作本身具有的现代性意义,这是对《红杂志》文本特点的综合性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