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陆”指西晋时期的陆机和陆云,钟嵘《诗品》曰:“清河之方平原,殆如陈思之匹白马。于其哲坤,故称二陆。”陆机被誉为“太康之英”,其弟陆云也因其卓越的文学才能紧跟其后,二人以过人的文学才华和高度的艺术成就在西晋文坛上留下了耀眼的光辉。由于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二人的诗歌创作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和鲜明的个人风格,尤其具有“雅化”的共同特征。然而学界对二陆诗歌“雅化”的研究,要么将其放在对西晋诗歌“雅化”的整体论述中简略提及,要么仅对其某一类型的诗歌之“雅化”作专门探讨,总体看来颇有不足。鉴于此,本文选取二陆诗歌的“雅化”这一重要特征进行研究,拟从创作背景到其诗歌“雅化”的具体表现,再到诗歌“雅化”与二人创作理论之关系,最后论述其“雅化”之评价及影响,以期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对陆机陆云兄弟二人诗歌创作的“雅化”问题作出全面而深入的探究,并力争有新的发现。全文除绪论、结语外,主体部分分为四章。第一章从二陆所处时代与家族背景入手探讨其诗歌“雅化”倾向的形成,先从西晋四个时期的诗歌创作风格纵向来看太康诗风的形成。太康时期,既受正始玄言余风影响,又有儒家思想影响,此时的创作开始出现颂德酬赠,缚于形制,表达时代个性的内容逐渐减少而重辞采雅饰,可见“雅”是符合这个时代发展的。再加上陆机陆云生于吴氏大族,从小浸染家风家学,父祖忠义刚烈的品格,使得他们从小便立志进取,为国为家。这种成长经历与人生态度的形成,表现在诗歌创作中,形成典雅方正的创作风格。纵观二陆诗歌“雅化”倾向的形成原因,一是诗歌内部发展的规律,此时多为四言和五言,四言典雅渊永,五言辞采繁丽;二是外部环境的刺激,包括选官取士制度“九品中正制”的刺激,晋赋的影响以及诗人在创作中受拟古风气影响,加速了其诗歌走上“雅化”的道路。第二章着重分析二陆诗歌“雅化”的具体表现。首先,西晋时期,诗与赋的界限并非十分清晰,而陆云又善赋,从其现存诗歌来看,四言五言都善铺排,形式体制上多长篇之作,多对客观事物进行描写或议论之辞。陆机以“赋”法入诗,则主要表现在内容的铺排描写和意象的文雅,以凸显自己的文采。其次,陆机善拟古诗创作,陆云则多模拟《诗经》,二人诗歌拟《经》摹典,并且好在诗歌之中引用典故,以彰显文采,意多深奥而辞呈典雅。再者,在诗歌语言上,二陆去俗言而专选雅语;在诗歌意象上,二人作品中多采用典雅意象;其诗歌内容也多颂赞贤哲,理寓其中。通过对二人作品的具体分析,均能看出其“雅化”的特征。第三章进一步探讨二陆诗歌创作理论与诗歌“雅化”之间的关系,二陆的诗歌创作理论体现在其作品当中,陆机的《文赋》和陆云的《与兄平原书》是研究二人创作理论的重要依据,从中我们发现其诗歌创作理论与诗歌的“雅化”特征的形成密切相关。在二人的诗歌理论中,陆机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主张,陆云提出“清省”、“附情而言”之说,二人都重视对“情”的抒发,在诗歌创作中遵循“情”的需要,辅以形式,这与“雅化”的内涵是相一致的。同时,二陆诗歌的“雅化”在其创作理论中也能找到依据。此外,二陆的诗歌创作理论中还渗透着“雅”的审美追求,其论文讲求篇章结构上的“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和“结藻清英,流韵绮靡”的艺术风貌,这在二人诗歌创作中得到充分的运用与实践,直接关系到其诗歌语言表达上的“绮丽”,以及对声韵的要求。可以说,二人诗歌创作理论的整个过程都体现了对“雅”的追求与实践。第四章以二陆诗歌雅化之评价及影响收笔。从中可以看出陆机陆云诗歌的雅化实践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影响,同时也可以观照到二人当时的文坛地位和诗歌创作整体风貌。二陆诗歌的雅化为西晋诗歌增添了典雅华丽之美,同时也直接影响了六朝诗歌的创作,甚至还影响到唐及以后的诗文创作。二人大多数诗歌中造句工巧绮练,风格华美典雅,这种诗歌创作风格,加速了六朝“绮靡浮艳”诗风的发展,也促进了古诗向近体诗的转变与发展。另一方面,诗歌伴随着雅化的趋向,也表现出了一些形式上的弊端,比如“绮靡”文风影响诗歌的情志表达,重言辞雕琢规整而影响内容的抒写,加之二人的拟作本来就有其自身的缺陷,内容贫乏,这在一定程度上都减弱了诗歌的审美特性。后世对二陆诗歌“雅化”的评价有褒有贬,我们应辩证客观地看待。总的来说,研究陆机陆云诗歌的“雅化”,从一个线性的诗歌发展历程来观照,并从时代背景入手研究,更深入细化到二人的具体作品中进行分析探讨,进而联系其创作理论,拓展到影响及评价,可以全面、系统地审视和把握二陆诗歌的“雅化”诸问题,形成一些新的认识,从而弥补学界对二陆诗歌“雅化”研究之不足。从诗歌发展史看,会意尚巧、遣言贵妍的对偶化和典雅化,既是诗歌自身发展的要求,也与太康时代的创作思想一致,因此,陆机陆云对诗歌“雅化”的实践与探索,既体现了时代风貌,也彰显了自己的诗文才情,总体看来利大于弊,功大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