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作为翻译行为的主体，译者的地位逐渐受到重视，译者的思想和心理等也开始受到关注和研究。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对于译者风格的研究早已不是翻译研究的新课题，董乐山先生作为一名翻译家为传播外国文化默默做出了贡献却很少被人提及，这可谓翻译研究的一大憾事。为弥补这一翻译研究上的空白，本文选择了董乐山先生翻译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作为研究译本尝试对董先生的翻译风格进行描写译学研究。众所周知，奥威尔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本身就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对这一反极权主义讽喻小说的译本进行深度的剖析，不仅有利于读者的阅读理解,也为他们提供了一次深刻学习西方政治文化的机会。本文从描写译学入手，通过对译本以外影响译者风格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梳理与分析，以及对《一九八四》的三个译本中的实例进行比较研究尝试对董乐山的翻译风格进行描述性归纳。本文对译者的作品选择、翻译思想与策略、遣词造句以及“创造性叛逆”四个方面进行了观察、描写和解释。以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四个特征—自主性、主动性、目的性和创造性为切入点，结合《一九八四》三个译本中的实例在功能导向、结果导向和过程导向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对董乐山的翻译风格进行了尝试性的归纳。文中大量的实例研究，对于借鉴翻译家的翻译经验，普及翻译方法及提高翻译实践水平等方面均有重要意义。本文作者希望能以此表达对已逝翻译家的敬意，鼓励翻译研究者展开更多针对董乐山先生的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