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实质上是现代企业为解决委托代理问题所使用的一种手段，根本目的在于对公司管理层进行薪酬激励以促使其努力工作，并通过提升企业价值最终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于是业绩型薪酬被看作是最为完善的薪酬制度成为上市公司的首选。然而，随着近年来经济危机的爆发，造成了市场震荡，诸如“天价薪酬”等薪酬乱象频发更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业绩型薪酬制度的思考，开始质疑其合理性、完善性，从而使得高管薪酬问题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2007-2013年以来，国内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一直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而这与全球低迷的经济环境以及公司下滑的业绩水平是不相符的，意味着业绩型薪酬制度并没有起到良好的约束作用，仅作为激励工具在公司治理机制中予以体现，导致了“高管薪酬粘性”的产生。迄今为止，国内外关于“高管薪酬粘性”的研究已有了一定的成果，但基本上都停留在验证其存在性的层面上，而对于“高管薪酬粘性”可能产生的后果却少有研究。企业投资一直是企业经营活动中重要的财务行为，而投资效率问题则会关乎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过度投资行为的频繁发生不仅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运行效率低下，而且会影响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本文主要关注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会对过度投资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同时，由于不同企业存在内外部因素方面的差异，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和为应对环境不确定性而保持的财务柔性水平是否会对“高管薪酬粘性”与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均在研究中予以考虑。本文基于“高管薪酬粘性”的理论分析，并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采纳步丹璐（2012）的“高管薪酬粘性”量化方法，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9-2013年的高管薪酬和公司业绩数据以计量“高管薪酬粘性”的程度，并实证检验其对上市公司2011-2013年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同时，为了保证研究的全面性，本文通过加入融资约束与财务柔性虚拟变量，进一步分析和检验在不同条件下“高管薪酬粘性”与过度投资行为间的关系是否存在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高管薪酬粘性”程度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存在正相关性，即高管薪酬粘性的增大会提升高管的冒险精神，并最终加剧了企业的过度投资，体现了上市公司薪酬制度的特征能够显著地影响高管行为。（2）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会对“高管薪酬粘性”与过度投资关系产生影响，即相较于高融资约束企业，低融资约束企业中的高管薪酬粘性与过度投资正相关性更为显著。（3）企业财务柔性对高管薪酬粘性与过度投资间的关系起到了调节作用，财务柔性程度越高，高管薪酬粘性的存在更会加剧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同时，不同类型财务柔性所起到的作用存在差异，从现金柔性、负债融资柔性到混合柔性呈逐渐增大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