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团体,在其存续的十余年间（1922-1933年）,翻译出的作品丰富多样,并且培养了大量的翻译人才。然而,学界对“学衡派”翻译活动的研究在一手资料梳理、历史背景参照等方面存在不足。在资料的运用上,先前研究多局限在译本本身,对“学衡派”译者们留下的大量一手资料,包括日记、年谱、教案、书信等重要文献运用不够充分;在历史背景参照方面,先前研究缺少对翻译现象背后文化意义的生发。本研究针对前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结合对各种史料的整理、解读和思考,尝试对“学衡派”的翻译活动作系统深入的考察。“学衡派”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以及西方文学的翻译方面,本研究正是从“思想的翻译”和“文学的翻译”这两个层面形成的主线,展开对“学衡派”翻译活动的研究。本研究主要提出并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学衡派”是如何通过翻译构建其“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现代性话语的?第二,“学衡派”译者们在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译介到中国语境的过程中,是否存在曲解和误读的成分?如果有,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第三,“学衡派”的文学翻译有哪些特点?是否体现出其信奉的白璧德“人文主义”的文学观?第四,“学衡派”通过翻译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和西方文学而期待实现中西互证、文化更新的努力与“五四”主流学派有何异同?本研究有以下发现:首先,翻译在“学衡派”建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现代性话语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讲,在“思想的翻译”方面,“学衡派”同仁一方面将白璧德“人文主义”作为域外支持的“声音”,提升自己文化立场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通过对白璧德原文的“操纵”,更加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现代性。虽然胡先骕和吴宓这两位翻译白璧德“人文主义”原典的主将在个别关键词的译介上存在差异,但是其二人通过翻译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来反对“五四”主流激进破坏传统、全盘西化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而且在这种反对和纠偏之中,“学衡派”同仁们认识到中国传统资源中的精髓不仅不会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而且会推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走上渐进、良性的发展道路。在“文学的翻译”方面,“学衡派”的文学翻译是对其所信奉的白璧德“人文主义”文学观的具体体现,更是其构建现代性话语的重要一环。“学衡派”的小说翻译和诗歌翻译都是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文学观-在“古典”与“浪漫”之间保持平衡、既不生搬硬套、矫揉造作,又不放纵无度、求新求异-的具体体现。“学衡派”的诗歌翻译实践,既有对中国传统诗歌精髓的继承,也有对平仄格律等规则的突破,体现继承而后创新的总体思想;而“学衡派”的小说翻译也通过在传统章回体的形式中添加进“元叙事”等元素,体现出“形古神今”的文学理念。总结起来,“学衡派”通过“思想的翻译”和“文学的翻译”这前后联系的两个方面,构建起“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现代性话语,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提供纠偏和反思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