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资本论》发表以来，引起诸多争论，尤其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一般而言，学界主要从纯粹的经济学的视角探讨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要么认为马克思超越了政治经济学，要么认为马克思没有超越政治经济学。不可否认，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更是颇有建树。但是，在费彻尔看来，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并不是“提出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经济理论”，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他所关心的是批判，是为扬弃他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那些关系所进行的实践。众所周知，《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这意味着它不是学科分类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而是特殊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如此，“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的“毕生的真正使命”是“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换而言之，对马克思来说，“革命家”这一称谓是“首要性”的，他既不是纯粹的经济学家，也不是纯粹的哲学家，而是“为全人类而工作”的革命家。所以，我们不应该囿于经济学的视角，仅仅把《资本论》理解为以“资本”为内容的“政治经济学”，而应该从“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这一“首要性”出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诠释《资本论》；否则，我们既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与政治经济学的真实关系，更不可能把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实意蕴。既然如此，马克思为什么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如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经济理论”，那么它是什么？它是否超越政治经济学？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正是鉴于政治经济学的形上本质——“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黑格尔和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严格地说，黑格尔是确证政治经济学的形上本质的第一人，他不仅毫不掩饰地描述了市民社会中那些为政治经济学所一直遮掩的现实对抗，而且意识到存在于物化的生产关系中的商品拜物教的客观方面。鉴于此，为了克服市民社会中的现实对抗，挣脱全面依赖的物化的社会联系，必须超越经济社会领域，步入更高级的道德政治国家。很显然，黑格尔试图批判和超越政治经济学，但他把物化的人扬弃为观念，即“把帽子变成观念”，仍然落入“抽象统治”的窠臼。就此而言，“抽象统治”使黑格尔和政治经济学结成“神圣同盟”：在政治经济学那里，个人现在受资本（货币）的统治，人变成帽子；在黑格尔那里，个人现在受观念的统治，人变成观念。换而言之，黑格尔只是以“最抽象”的形式表达了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尽管如此，黑格尔的这一理论贡献对马克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使马克思意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存在秘密”，而且对其进行了“跨越性批判”，即从哲学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既然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不是“提出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经济理论”，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何谓“批判”？在马克思看来，“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揭露“物和物的关系”掩盖下的“人和人的关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最现实”的生存状况——“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就此而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存在论批判，它不仅变革了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而且使其“正立过来”，即不再把社会学范畴（存在论范畴）还原成经济学范畴，乃至单纯的事物之间的定量关系，而是把经济学范畴上升为社会学范畴（存在论范畴）。如果“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那么“批判”的目的何在？对此，卢卡奇指出，“批判”的目的是为了使无产阶级自己看清形势，为了使它在这种明确认识到的形势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阶级地位去正确地行动。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真正目的在于“让受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现实的压迫更沉重”，进而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在亚当·斯密、李嘉图等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发现了问题所在；这里的问题既不是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么使用它的人”。确切地说，马克思的“问题”不仅在于使政治经济学“正立过来”，克服其形上本性；而且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推翻使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得以产生的现实基础。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仅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纯粹的科学认识”，更是关于“人类解放”的“行动”，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它不仅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存在论批判，而且通过“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彻底超越了政治经济学。这是“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的马克思的“毕生的真正使命”。然而，要想“创新”马克思主义，使其恢复活力，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为榜样，分析21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正如马克思分析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即撰写21世纪的《资本论》；否则，我们只会从一个想象的马克思主义走向另一个想象的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