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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有企业作为我国重要的经济主体，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攻关期，其如何不断提升自身价值创造能力已成为实务界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在新的发展阶段，要贯彻创新的理念，实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董事会作为企业核心决策机构需正确把握企业的创新战略决策。随着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已进入了攻坚环节，在这一阶段，国有企业应该以成为世界一流企业为目标，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要改革自身的体制与机制，更要提升全球竞争力。同时，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已不再是“要不要引入非国有资本”，而是“多大程度上引入非公资本”以及在改革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中如何配置权力的问题。作为企业核心的经营决策机构，董事会的权力配置决定着其创新战略决策的选择及企业价值创造能力。
董事会是企业创造价值的重要主体，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董事会权力配置对企业战略决策和价值创造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引入非国有董事参与国企经营并发挥监督作用，有助于缓解“董事虚置”、“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同时有利于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提高国企内部治理效率。资源依赖理论认为非国有董事与国有董事各自拥有资源禀赋优势，且互为补充，即相互依赖，共同为企业的战略决策和价值创造提供支持。高阶梯队理论则认为高层管理团队的结构特征会通过创新等战略行为作用于企业价值，即董事会权力配置作为董事会结构特征通过创新战略行为进而影响企业价值的创造。
我国学者围绕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进行了研究，主要涉及为何混改、如何混改、混改的经济后果等一系列问题，文献主要从股权结构与控制权两个视角来进行研究。大部分学者都是基于股权与控制权对等的逻辑进行研究的，其中只有少部分学者认识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股权与控制权非对等的逻辑，而且相关研究比较少。研究混改给国有企业带来股权变化的同时应进一步关注董事会的权力配置及其创新战略参与的作用效果。
本文建立了委托代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高阶梯队理论等理论与本研究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过文献分析、理论推演、实证研究等方法，构建“董事会权力配置—创新战略—企业价值”的作用机理模型，以企业价值为被解释变量，董事会权力配置为解释变量，创新战略为中介变量，CEO能力与激励为调节变量，以2013年至2019年222家A股央属混合所有制企业的685条数据为样本，采用SPSS、STATA等软件对相关前因变量的作用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在央属混合所有制企业中，董事会权力配置与企业价值为倒U型关系，即随着董事会权力配置的比例增大，企业价值呈先增长后降低的趋势。提高非国有董事占比，适度降低国有董事占比，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2)董事会权力配置与创新投入为倒U型关系，即随着董事会权力配置的比例增大，创新投入呈先增长后降低的趋势。在央属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提高非国有董事占比会提升董事会创新投入的强度，但仍需保持一定的国有董事占比可以对非国有董事形成有效制衡。(3)创新战略在董事会权力配置与企业价值间发挥中介作用，即董事会并非直接作用于企业价值，而是通过创新战略决策及其实施提升企业价值。(4)CEO能力与激励在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之间发挥正向调节的作用。
研究创新:(1)构建了混合所有制企业价值创造理论模型。引入董事会权力配置作为解释变量，并纳入到董事会创新战略参与影响企业价值的研究体系之中，建立了“董事会权力配置—创新战略—企业价值”的理论模型，并将CEO能力与激励纳入理论模型，回应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大现实问题，增强了理论研究的切题性;(2)探究了混合所有制企业董事会权力配置分别与企业价值、创新投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董事会权力配置与企业创新投入、企业价值的线性关系，结合资源依赖和委托代理等理论，本文探究了董事会权力配置分别与企业价值和创新投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丰富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研究成果，强化了理论模型对治理实践的解释力度。(3)纳入了CEO能力与激励到创新战略作用于企业价值的理论体系之中。CEO能力是影响CEO执行创新战略的效果从而作用于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同时CEO激励是激发CEO执行战略能力的重要驱动因素，将CEO激励作为CEO能力的二级调节变量纳入研究，立足于实践逻辑，对引导混合所有制企业进行CEO机制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
研究局限:首先，以EVA衡量企业价值只涵盖了企业的经济价值。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同样也需要关注企业的社会价值、环境价值、员工价值等，但由于测量方法的限制，本文并没有将其纳入研究中，未来还需开发更加广义的企业价值测量指标。另外，未来需要探究更多影响混合所有制企业价值的驱动因素。本文探究了董事会权力配置、创新战略、CEO能力与激励部分关键要素对企业价值的作用，未来还可将市场竞争水平、政策因素、融资约束等情境因素纳入本研究框架之中。此外，未来应采用QCA方法进一步研究。传统多元回归分析是基于要素相互独立的前提下进行研究的，未来可采用QCA方法进一步研究，基于整体的视角，进一步探索各要素的不同组态匹配对混合所有制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
董事会是企业创造价值的重要主体，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董事会权力配置对企业战略决策和价值创造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引入非国有董事参与国企经营并发挥监督作用，有助于缓解“董事虚置”、“内部人控制”的现象，同时有利于降低第一类代理成本，提高国企内部治理效率。资源依赖理论认为非国有董事与国有董事各自拥有资源禀赋优势，且互为补充，即相互依赖，共同为企业的战略决策和价值创造提供支持。高阶梯队理论则认为高层管理团队的结构特征会通过创新等战略行为作用于企业价值，即董事会权力配置作为董事会结构特征通过创新战略行为进而影响企业价值的创造。
我国学者围绕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进行了研究，主要涉及为何混改、如何混改、混改的经济后果等一系列问题，文献主要从股权结构与控制权两个视角来进行研究。大部分学者都是基于股权与控制权对等的逻辑进行研究的，其中只有少部分学者认识到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存在股权与控制权非对等的逻辑，而且相关研究比较少。研究混改给国有企业带来股权变化的同时应进一步关注董事会的权力配置及其创新战略参与的作用效果。
本文建立了委托代理理论、资源依赖理论、高阶梯队理论等理论与本研究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过文献分析、理论推演、实证研究等方法，构建“董事会权力配置—创新战略—企业价值”的作用机理模型，以企业价值为被解释变量，董事会权力配置为解释变量，创新战略为中介变量，CEO能力与激励为调节变量，以2013年至2019年222家A股央属混合所有制企业的685条数据为样本，采用SPSS、STATA等软件对相关前因变量的作用效果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在央属混合所有制企业中，董事会权力配置与企业价值为倒U型关系，即随着董事会权力配置的比例增大，企业价值呈先增长后降低的趋势。提高非国有董事占比，适度降低国有董事占比，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2)董事会权力配置与创新投入为倒U型关系，即随着董事会权力配置的比例增大，创新投入呈先增长后降低的趋势。在央属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提高非国有董事占比会提升董事会创新投入的强度，但仍需保持一定的国有董事占比可以对非国有董事形成有效制衡。(3)创新战略在董事会权力配置与企业价值间发挥中介作用，即董事会并非直接作用于企业价值，而是通过创新战略决策及其实施提升企业价值。(4)CEO能力与激励在创新投入与企业价值的关系之间发挥正向调节的作用。
研究创新:(1)构建了混合所有制企业价值创造理论模型。引入董事会权力配置作为解释变量，并纳入到董事会创新战略参与影响企业价值的研究体系之中，建立了“董事会权力配置—创新战略—企业价值”的理论模型，并将CEO能力与激励纳入理论模型，回应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大现实问题，增强了理论研究的切题性;(2)探究了混合所有制企业董事会权力配置分别与企业价值、创新投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董事会权力配置与企业创新投入、企业价值的线性关系，结合资源依赖和委托代理等理论，本文探究了董事会权力配置分别与企业价值和创新投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丰富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的研究成果，强化了理论模型对治理实践的解释力度。(3)纳入了CEO能力与激励到创新战略作用于企业价值的理论体系之中。CEO能力是影响CEO执行创新战略的效果从而作用于企业价值的重要因素，同时CEO激励是激发CEO执行战略能力的重要驱动因素，将CEO激励作为CEO能力的二级调节变量纳入研究，立足于实践逻辑，对引导混合所有制企业进行CEO机制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
研究局限:首先，以EVA衡量企业价值只涵盖了企业的经济价值。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同样也需要关注企业的社会价值、环境价值、员工价值等，但由于测量方法的限制，本文并没有将其纳入研究中，未来还需开发更加广义的企业价值测量指标。另外，未来需要探究更多影响混合所有制企业价值的驱动因素。本文探究了董事会权力配置、创新战略、CEO能力与激励部分关键要素对企业价值的作用，未来还可将市场竞争水平、政策因素、融资约束等情境因素纳入本研究框架之中。此外，未来应采用QCA方法进一步研究。传统多元回归分析是基于要素相互独立的前提下进行研究的，未来可采用QCA方法进一步研究，基于整体的视角，进一步探索各要素的不同组态匹配对混合所有制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