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在国外，特别是在法国，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中国，却还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对中国文学中曾出现的异族异国形象进行形象学分析，在当今多元文化友好交往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语境中，对于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消除民族之间的文化误读与误解，正确审视和定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促进各民族文化共同繁荣，无疑有重大的意义。 鸦片战争以前，历代“他者”，如所谓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从总体上说，其文化实力都弱于中国，是“小他者”。即使能一时以武力“征服”中国(如蒙古和满族)，但最终都不得不被中国文化的强力所“同化”，从而实际上成为中国文化的皈依者。 由于“华夷之辨”和“华夷秩序”的确立，在中国人的集体想象中，中国与周边民族国家的关系被视为文化中央与未开化的边缘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对异族异国的形象描述可以用套话“夷”来概括。从上古神话传说中的蚩尤，《史记》中的匈奴，到清中期小说《镜花缘》中的海外诸国，都是一种“小他者”的形象。 在鸦片战争这场中西大碰撞中，中国遭遇生平未遇的大劲敌——“西方”。随着西方“他者”的强势出场和“华夷秩序”的崩溃，以希腊——基督教文化为主流的西方文明与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华夏文明之间的“巨落差”以触目惊心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过去的所有“夷”只能算司空见惯的“小他者”的话，那么，清末的西方列强就是空前未遇的“大他者”。当“大自我”急剧的坠为“小自我”时，国人由极端的自高自大陷入了极端的自轻自贱，对外族异邦憎恶、惧怕、敬畏兼而有之。清末小说中洋人是喧宾夺主的“大他者”形象，现当代文学和影视中的“鬼子”形象讲述的是“创伤复仇”的主题，作为“异”形象延伸的当代文学及影视中外星人形象，则是人类对异邦在新时代的想象。 从文化深层反思中国文学中的“异”形象，“夷”形象反映了“华夷秩序”的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的本质。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历史文化语境中，鬼子形象是“夷夏之辨”在民族集体无意识中的沉渣泛起。 形象学首先面对的是异国异族形象，再就是创造者自我民族的形象，它隐藏在异国异族形象背后，但对异国异族的形象的塑造起决定作用。所以，这个崭新的他者必须以崭新的自我的确立为前提。在当今文化多元化时代，我们需要用以反观自我的他者不是“华夷秩序”时代的“敬事大国，祗畏天地”的“夷”，也非从鸦片战争起就视中国为其“刀俎”之下“鱼肉”的洋人和鬼子，甚至不是现在仍在全球进行文化殖民的“西方”，而是一个崭新的他者。 作为认识自我的他者与自我的关系，是随着经济军事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而发展变化的。在当今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语境中，文化相对主义强调多元文化并存。赫斯科维奇指出：“文化相对主义核心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反思我们的“华夷秩序”和当今的后殖民文化，其最大误区就是陷进了“我族中心”的东方文化沙文主义和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泥沼，后殖民主义质疑欧洲中心主义，对其进行了解构和颠覆。颠覆和解构之后面临的任务就是建构，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原则所确定的最高目标是“万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其核心内容“不同”和“适度”原则可以纠正文化相对主义的文化保守和文化孤立倾向。 因此，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定位的“异”形象应是一个既非因落后而遭鄙视的“小他者”，又非特别强大而令自我仰视、战栗的“大他者”，而是一个可以友好对话、和平相处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