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探讨尼采早期对政治的思考。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把阿波罗当作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的真正缔造者，当作希腊荷马奥林匹斯传统的真正缔造者。然而，在希腊历史上，继阿波罗之后，狄俄尼索斯作为荷马奥林匹斯传统的反对者出现了，而在尼采看来，狄俄尼索斯是一个彻底非政治的神，是一个破坏所有政治秩序的神，因而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处于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尼采把狄俄尼索斯当作一个发现虚无的世界“真相”的神祗，它与文化“谎言”不共戴天。因而，尼采认为俄尼索斯表达了真实的世界观，并进一步认为狄俄尼索斯与悲剧时代的希腊哲学有着共同的本性。最终，狄俄尼索斯与阿波罗在悲剧中达到了和解，尼采认为这一和解意味着狄俄尼索斯要重述奥林匹斯神话，进而既保留又改革着荷马奥林匹斯传统。尼采本人也站在悲剧的立场上。尼采的这一立场，意味着他一方面要维护和保持传统的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也坚持对传统进行批判。这是本文第一章的大体内容。 第一章尚没有对尼采关于政治、伦理和艺术之间的关系的论述进行分析，第二章就是从事这一工作。尼采把阿波罗既当作伦理之神，又当作建国之神和艺术之神，这一论点蕴涵着他对政治、伦理和艺术三者关系的理解。简言之，在尼采的理解中，伦理和艺术是由政治来管辖的，而艺术又有传达伦理规范的作用。政治、伦理与艺术的这种统一关系，尼采是用“文化统一体”或“文化国家”的说法来表明的。涵盖伦理与艺术的“文化”是尼采用以思考政治现象的概念，而这种对伦理、艺术与政治统一性的理解，在尼采看来是同古典政治哲学对政治现象的理解是一致的。尼采的“文化”概念包含着两个维度，一是横向的天才与民众之间的等级制，一是纵向的传统的前后承接。这后一维度牵涉到尼采的历史学，也即一种“文化历史观”，他把历史当作文化的存在方式和必然要求。第二章在阐述尼采的政治理念的同时，也把现代的政治现象拿来与之作对照。 第三章是关于尼采对苏格拉底辩证法的批判。尼采把苏格拉底看作希腊历史上继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之后出现的第三个神祗，而这第三个神祗走过千年征途，直至决定着现代的历史。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要撇开“谎言”传统，在“真理”的基础之上重建伦理与政治，然而，尼采认为苏格拉底并没有找到真理，在神袱苏格拉底的支配下，一代又一代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们追寻着所谓的“真理”，直到康德和叔本华最终揭露出这个“真理”只能是虚无。因而，苏格拉底辩证法破坏了一切伦理和秩序，却不能在真理的基础上把伦理和秩序重新建立起。辩证法破坏了文化，使现代世界处于无文化状态，同时还造就了“自由”和“平等”的现代政治谎言，而无文化状态则使现代政治建立在一种“单纯生存”的基础上，政治成为野蛮的生存斗争。不仅如此在尼采看来，苏格拉底辩证法还造就了单纯作为一种工具的现代科学。然而，这样的工具却认为自己是独立和完整的，于是现代科学就无节制地发展起来。现代科学的“自足”的自我认同与那种无文化的野蛮的生存斗争是一致的，二者相互促进，于是政治的野蛮化日益加深。因而，尼采把苏格拉底当作现代政治现象的罪魁祸首。 第四章是关于尼采对哲学的看法以及他关于哲学家对政治的作用的思想。尼采不认为哲学有自身的目的，因为哲学并不能找到真理。哲学的目的在自身之外，也就是说，哲学的目的是文化。他认为哲学家唯一可做的就是文化的医生，也就是一说，哲学家的存在方式就是:站在文化之外看护文化，站在政治之外看护政治。文化的健康必须是由哲学家来保证的，而哲学家要履行文化医生的职责，就必须彻底地脱离文化，必须用一种彻底非政治的哲学为手段。为了不让彻底非政治的哲学象苏格拉底的哲学那样侵蚀文化，作为文化医生的哲学家要与文化保持界限，把哲学的探索保留在哲学家群体内部。尼采认为，哲学家从诞生之日起，也就是说，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家，就是这样履行文化医生的职责的。而由于狄俄尼索斯那种同样的“非政治”精神，在尼采看来悲剧也同样是为起到这种工具的作用而诞生的。尼采向来把悲剧与哲学同等看待，在第四章的最后，通过解释在尼采这里的悲剧与哲学的对应关系，对他的悲剧立场作了进一步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