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威胁严重性是个体面临威胁时对其安全后果严重性和对自身健康伤害性的程度判断,而应对行为是由健康威胁激发的行为,旨在通过行动避免该威胁的潜在伤害。以往研究已在H1N1、H5N1、SARS等多个情境下研究了健康威胁严重性与应对行为的关系,而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COVID-19）至今持续威胁着世界人口的健康,导致了全球500多万人死亡和超4亿感染病例,是目前全球国家和个人面临的最大健康威胁,同时,由于新冠疫情的传播特点,其控制社交距离相关的应对行为严重影响了个人社交和工作方式。因此,基于新冠疫情的严重性及应对行为的广泛性,本研究以其作为研究情境探索国家和个人的具体应对行为差异,以检验健康威胁的应对行为机制。根据保护动机理论,面对新冠疫情带来的健康威胁,国家需要在兼顾抑制疫情传播与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做出应对行为决策,个人也会根据对健康威胁的评估选择应对行为来保护自身安全。立足于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本研究关注与工作相关的应对行为。在宏观层次,疫情背景下国家随着健康威胁严重性的增加提出了限制企业员工非必要线下工作的政策作为国家的应对行为（包含关闭非必要办公场所、停止不是必须面对面工作的员工线下办公,限制办公场所人数以及建议远程办公、轮流工作、错峰营业等）,但不同国家政策强度存在差异;在微观层次,员工也根据感知威胁严重性实施了不同程度的办公场所防疫行为。为确定两个层次中健康威胁严重性对应对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的原因,本研究引入文化维度模型开展了两个研究。首先,研究一通过二手数据研究法探索了国家层次的应对行为机制:（1）根据国家内层面动态数据,探究疫情严重性与各国限制企业员工非必要线下工作政策强度的相互关系;（2）根据国家间层面数据,验证文化各维度对疫情严重性与国家应对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跨层次分析结果显示新冠疫情严重性增强了国家应对行为强度,其中文化各维度作为调节变量,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加强了新冠疫情严重性对国家限制企业员工非必要线下工作政策强度的正向影响;而个人主义、男性化和自我放纵则对这一关系有消极影响。研究二选取疫情复工期间中国企业员工作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了523份新冠疫情感知严重性、员工办公场所防疫行为和各文化维度的数据,结果检验了新冠疫情感知严重性与员工办公场所防疫行为的正向影响关系。此外,新冠疫情感知严重性与员工办公场所防疫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和长期取向的正向调节和个人主义与自我放纵的负向调节。本研究探索了文化维度会如何影响国家和员工两个层次的应对行为,回答了健康威胁严重性对应对行为的预测作用为何存在差异的问题,利用多国数据库和员工样本数据为新冠疫情这一影响广泛且持续的健康威胁提供更全面的视角,拓展了应对行为研究的适用情境,研究结果为企业管理者更好应对健康威胁以及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启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