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是传统中国政治衰败和社会控制衰退期,也是现代中国形成和构建的历史时期。在国家发展新旧交替的重要时期,传统国家对疆域内一些动荡地区和空白地区的统治和控制的鞭长莫及。在这种情况下,动荡的川西平原乡村社会缘何产生袍哥治理,袍哥治理在国家控制衰退的情况下如何控制和治理乡村社会,最后缘何又彻底消失在历史舞台中。袍哥治理从产生到消亡的整个过程,如果放在传统中国转型为现代中国的过程中进行考察,蕴含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转化逻辑如何。研究围绕两条思路线进行展开:一条思路是在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层面,国家控制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都大幅度衰退的情况下,阐明袍哥治理的形成、依据、方式、效果,以及体现出来的国家与社会争夺乡村控制权的政治关系;另一条思路是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厘清袍哥治理的产生、发挥作用,到消失在历史舞台的过程所体现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转化逻辑。通过具体历史背景下川西平原乡村社会袍哥治理个案的实证研究,探讨“国家—社会”的关系。一方面,可以通过袍哥治理现象观察传统国家基层地方政权与社会势力的控制与反制的权力关系,以及在共同目标情况下的利益共谋关系,揭示乡村社会治理的权力基础和运行方式。另一方面,通过袍哥治理现象揭示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在不同历史进程中的相互转化逻辑,并且观察这种逻辑的有效性。袍哥治理的形成是在传统国家的社会控制衰退期,袍哥会社在川西平原掠夺、抢占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权的结果,并在获得乡村社会控制权的基础上,依据有组织暴力、乡约道义、准公共权力开展社会治理。袍哥治理的方式主要包括有组织暴力的社会控制、道义治理以及与地方政权基于利益共谋的合作治理等。这种乡村治理虽然能够满足特定历史条件下“保境安民”的公共性社会目标,但依靠袍哥大爷以“人治”的方式最大化地追逐组织私利性目标,具有较为明显的治理局限性,尤其体现为其乡村治理缺乏公正性和程序性。本文认为,传统国家在历史进程中波动起伏的社会控制,为基于准公共权力为权力基础的袍哥治理提供了历史条件和存在空间;争夺传统国家政治衰败时期风雨飘摇的地方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权,并建构控制权的合法性基础,是袍哥组织从秘密会社向乡村治理角色转变的权力基础;但作为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变种的袍哥治理及其准公共权力,在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国家成长过程中,被重新整合为国家政权体系的构成要素。研究方法主要为实证方法,通过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蹲点调查,运用“结构—功能”“关系—行为”的分析方法,观察川西平原乡村社会在传统国家政治衰败期的袍哥治理现象,探索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内在互动逻辑。